原標題：16歲到26歲：一位河北少年身陷傳銷被“劫持”的十年青春

　　一桌親人大快朵頤，只有韓一亮（化名）雙手夾在大腿間，縮在角落里沉默，顯得格格不入。大家讓他夾菜吃，他都笑著拒絕：“我吃飽了”。

　　被父親韓福（化名）叫過來之前，他已經在家吃過餃子，那是他騎了5里路去隔壁村買的，那家的餃子奶奶最愛吃。

　　以前在“里面”（傳銷組織），天天吃饅頭咸菜，只能吃個半飽。此刻面對滿桌好菜，也無動于衷。他對食物已沒有要求，“能吃飽就行”。

　　眾人邊吃邊談，偶爾說起他，他也不搭話，好像與他無關。這樣安靜待了半個小時，他坐不住了，一聲不吭走出去。大家都以為他回家，沒人挽留。

　　外面夜色蕭索，韓一亮頂著零下八九度的寒冷，站在飯店門口抽煙。抽到一半，碰到一位村里的長輩，看著眼熟，但想不起來是誰。

　　那人問他這些年去哪兒了，他說在廣東被人騙了。“沒事跑那兒去干什么啊？”對方丟來一句無需回答的反問。談話很快結束了。

　　他不想跟人提起這段經歷，“感覺很丟人，讓人騙了十年，十年沒能回家。”

　　回家

　　今年63歲的韓福是一名建筑工人，早年在北京打工，近幾年才回到家鄉，河北易縣。春夏之際在鄰村蓋房班做小工，搬磚一天90元，今年干了100多天，收入1萬。

　　農村大多燒煤供暖，因“煤改氣”政策，最近大家都在憂慮費用升高。韓福沒有這個煩惱，家里雖然裝了暖氣，但從未使用過。

　　他每天早上8點去撿柴，用以燒炕做飯，節省開支。村子周邊到處種著高達10米的楊樹，地上落滿干枝。木材業是易縣的一大支柱產業，大兒子韓一月（化名）入獄前，就在村里的木材廠上班。

　　韓福有記事習慣，他那本薄薄的筆記本上，記了很多零散又重要的事，諸如3月10號賣玉米得2086元，一審判決后為兒子寫的上訴書，85歲母親在今年“正月十九”摔了一跤導致癱瘓在床。

　　韓福的本子上還記下這么一段話：2017年11月份24號，十月初七日，十月初七日，一亮9點回家。

　　那天，早上9點，韓福的弟弟韓君（化名）把修空調的師傅送走后，回到屋里，然后透過玻璃門看見有人走進了院子，便出去問：“你是誰？”

　　對方也盯著他看，沒有回答。

　　他一邊打量眼前身高一米七五的胖小伙，一邊聯想到失蹤了十年的侄子，又問了一句：“你是韓一亮嗎？”

　　韓一亮答應了一聲。

　　“你知道你多少年沒回家不？你知道家里人有多么想你不？你知道家里人有多么擔心你？”韓君激動得發出一連串的問句，未等細說，就拉著他去找大哥。

　　一出門，看到韓福剛好從村西撿柴回來，韓君急忙叫住他：“哥！一亮回來了！”韓福轉過身，“一開始不相信，覺得不可能”，直到看見跟在弟弟后面的小伙子，眼眶漸漸紅了。

　　與記憶中16歲的兒子相比，眼前的韓一亮變高了，變胖了，也“變模樣了”，“有點不敢認”。父子倆都愣在原地，對視了半分鐘，才說得出話來。

　　“你可算回來了！你小子上哪兒去了？”韓福問。

　　韓一亮只說在廣東被人騙了。在“里面”生活封閉，他還不知道什么叫“傳銷”。

　　“掙錢不掙錢不重要，能活著回來就行了。”韓福描述自己當時的想法，“回來了就高興！”他高興得顧不上多說，連忙跑去通知住在附近的妹妹韓蓮（化名），“妹妹也嚇了一大跳”。

　　十年杳無音訊，所有人都以為這孩子已經沒了。

　　當月的27日，在表哥韓劍（化名）的陪同下，韓一亮去派出所辦身份證，發現自己的戶口被注銷了。據燕趙晚報報道，派出所通過村干部了解到韓一亮失聯多年的情況，在2016年的戶口整頓過程中，對其戶口予以注銷。

　　韓劍發現，本就內向的表弟回來后變得更加沉默寡言，不愿意說話，“問他什么也不說”。

　　三天后，在燕趙晚報記者石英杰的訪問下，韓一亮方肯透露離家十年的一些經歷。石英杰當時感覺韓一亮有些自閉，與其交流非常困難。

　　因這次采訪，家人才知道，韓一亮失蹤這十年，原來一直被困在廣東一個傳銷組織里，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非人生活。

　　留守

　　由于家貧，韓福在35歲時才討得媳婦。1989年，韓一亮母親經人介紹從廣西遠嫁過來時，“剛離過婚”，懷有身孕。三個月后，生下韓一月。三年后，韓一亮出生。

　　韓一亮對母親沒有印象。在他兩歲時，因為跟韓福吵了一架，他母親“當著兩個孩子的面走了”，從此和家里斷了聯系。

　　大姑韓蓮記憶深刻的一個畫面是，“他媽走了以后，兩個孩子拉著手在我家門口哭。”

　　韓福有六個妹妹和一個幺弟，各自成家后，他過得最差，常常要靠弟妹接濟。

　　他常年在外打工，只有過年和農忙才回來，韓一亮和哥哥便由奶奶帶大。

　　在韓君看來，奶奶脾氣暴躁，父親因母親的離去也變得易怒，韓一亮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形成了自卑、內向又有點叛逆的性格。

　　“哥倆都一個樣，他媽也是，比較內向，不耐（愛）說話，坐一起半天也沒幾句話。”韓福抽著煙說。

　　澎湃新聞讓韓一亮回想從小到大的開心事，他想了一會兒，說沒有。過年沒什么開心的，壓歲錢都給奶奶拿著。爸爸回來也沒什么開心，“一年就回兩三次，回到家也不怎么管我們，每天出去打牌。”

　　韓福以前打牌賭錢，一晚上可能輸掉五六十。從韓一亮記事起，奶奶和父親經常吵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而他平均一個星期就要被奶奶打一次，“打得挺重的”。有時候在外面惹事了，他不敢回家，怕被奶奶打。

　　奶奶很少打哥哥，犯錯了只是罵兩句，他覺得奶奶很偏心，但不敢當面埋怨。“奶奶更疼哥哥”這件事讓他心理不平衡，因此“跟哥哥的關系不好”。

　　唯一跟他比較要好的玩伴是表弟韓興華（化名）。表弟只比他晚生三天，但高他一年級，表弟從小學習成績優秀，是整個大家族里十幾個同輩孩子中考上大學的唯三之一。

　　韓一亮的成績一般，對讀書興趣不大，韓蓮認為主要是家庭原因，“奶奶沒文化，爸爸不在家，沒人輔導他們。”

　　兩個孩子的學費六七百，有時家里拿不出錢，奶奶還得去跟其他兒女借。韓興華記得有一次韓一亮因為沒交學費，也沒去上學，被奶奶打了。

　　韓福對此不知，“這些事都是我媽管著，吃的穿的上學的，我回來都沒太過問過。”他猛吸了一口煙，然后彎腰在地上掐滅，有點不好意思地扭了下頭，“實話實說，我幾乎沒怎么管他們。”

　　像許多家庭貧困的留守兒童一樣，韓一亮最終走向了輟學打工的道路。

　　初一期末考試前，他逃課出去在河邊玩，被班主任撞見了。數學老師的作業不寫的話會被扇耳光，班主任好一點，只是掐胳膊。班主任讓他叫家長，不叫家長就不要來上課了。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跟奶奶說：“我不想上學了。”奶奶說：“不想上就不上了。”

　　在北京打工的韓福后來得知他輟學，也沒有過問，“他不愿意讀就算了唄！在我們這兒，不讀書就去打工。”

　　“掙錢”

　　2006年過完年，韓福帶著14歲的韓一亮去了北京，在私人建筑工地上挖溝。“活兒重，時間長，孩子小，怕他受不了”，干了20天就讓他回家了。

　　韓劍介紹他到張石高速公路的工地上做測量，工資一千多，干了一年。然后在縣城的洗浴中心打掃衛生，干了兩個月，因與同事吵架辭職。縣城離家只有12公里，結清工資后，他沒有回家。

　　他說“不太想回來”，“離過年還早，回來也還是要出去打工”，因為“經常在家待的時間長了，奶奶看著煩，就讓我去掙錢”。以前放暑假，奶奶看不慣他們哥倆閑著，早上五點會叫他們起來拔草。

　　不回家，又不知道該去哪兒，韓一亮只好先去找哥哥。哥哥當時在廊坊工廠學電焊，電話里告訴他坐從易縣到天津的大巴。他沒聽清在哪個站下車，坐到天津時，天已經黑了。他在網吧待了一晚上。

　　半個月后，韓一亮從廊坊回到家中，跟奶奶吵了一架。奶奶怪他辭了職，不跟家里聯系，也沒帶錢回來，氣得撂下一句：“我在這家沒法待了！要么你走！要么我走！”

　　韓一亮什么也沒帶就走了。這一走便是整整十年。

　　他在路上碰到同學楊林（化名），兩人商量著去了北京。“因為我爸爸在北京，就覺得在北京干挺好的”。

　　2007年10月，韓一亮和楊林進了北京一家保安公司，韓被安排到市國土資源局當保安，楊被分配到其他地方，后失去聯系。

　　工資每月1800元，韓一亮買了一部一千多塊的摩托羅拉翻蓋手機，之前那部CECT 滑蓋手機壞了。

　　韓福沒有手機，他用公共電話給兒子打過一次電話，才得知他來了北京，“他說沒身份證，要去天津找姑姑”。當時，無身份證者要被辭退。父子倆都不知道，法律規定年滿16周歲即可自行申領身份證（注：若未滿16周歲，監護人也可代為申領），他們以為滿18歲才能辦。

　　韓一亮沒有去天津，彼時離春節還有半年，他想再找份工掙點錢。

　　到了春節，韓福回到家，發現兒子沒回來，跑去問楊林，楊也不知。他埋怨老母親：“你看你嚇唬亮，這小子不回來了！”

　　他們一遍遍跑去問楊林，楊一開始說不知道，后來又打聽到，韓一亮跟一個河南小伙走了。去了哪里？不知道。河南哪里的小伙？也不知道。

　　“有個地名也好啊！我就去找了！”韓福皺著眉，滿臉無奈。

　　那個小伙是河南鄭州的，叫李陽（化名），是與韓一亮年紀相仿的保安同事，也因無證被辭退，兩人商議決定結伴下南方闖一闖。

　　2008年7月，16歲的韓一亮揣著兩千塊錢，和李陽一同坐了將近3天的火車，到達廣州東站。

　　他們在車站附近找工作找了好幾天，又去網吧上網查找招工信息，但他們一無身份證，二無技能，三無力氣，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

　　就在身上的錢快花光的時候，他們在街上遇到一個手機配件推銷員，30歲左右。男人聽說他們在找工作，就勸他們加入自己的公司，銷售的產品“很好賣”，每月底薪3000元，外加提成。

　　韓一亮覺得這份工作輕松，工資又高，便欣然答應，跟著男人上了一輛面包車。沒想到會成為他噩夢的開端。

　　逃跑

　　面包車的車窗被貼了深色車膜，看不見外面，韓一亮感覺坐了將近一個小時的車，對方說還在廣州。下車地點是城郊地帶，隨處可見村民自建的出租房。

　　所謂的“公司”就設在這種出租房里，20多名學員正在上課，大多不到20歲。

　　新人先“帶薪培訓”3個月，白天上課，晚上到街上推銷產品和拉人頭。培訓內容除了產品知識和銷售技巧，更多是教怎么拉人入伙，拉進一個獎勵100元，此后他和他的下家銷售商品都逐層有提成。

　　推銷的手機配件會有人定期送貨來，全都沒有包裝和生產信息。因為每月按時發工資，韓一亮等選擇忽略這些不正常的跡象。

　　三個月培訓一結束，韓一亮等幾名學員被面包車運到另一個地方，他與李陽自此分散。

　　第四個月開始不發工資，理由是“你們還小，怕你們亂花，年底一次性結清，讓你們回家過年”，而此前發的工資也以交生活費的名頭收了回去。

　　同時加以管束，白天上街一對一貼身監視，說“怕你不熟悉”；晚上回來，手機就會被收走，美其名曰“封閉式管理”，玩手機耽誤休息。半年后，徹底沒收了手機。

　　他們還讓學員給家里打電話要錢，說可以投資做分銷，不用到街上賣東西，但具體去哪兒做什么，韓一亮也不清楚，因為交了錢的都被送走了。

　　2009年春節前，有人提出要結清工資回家，后被拒，躁動不安的氣氛開始彌散。

　　一天早上，學員被緊急召集到院子中，十幾個監管手里拿著棍子，其中兩人將一名剛來4個月的學員摁在地上，亂棍暴打，殺雞儆猴地警告：“看誰還敢跑！都給我老實待著！”

　　韓一亮心有余悸，覺得“這里不能待了”，但“每天有人看著”，他不敢犯險。

　　過了十來天，又有一個人逃跑，且成功了。他們當天就轉移了窩點，對學員的看管更加嚴緊，宿舍門口、院子里都有人日夜把守。

　　學員后來增加到近50人，一直處于流動狀態，不斷有人被送進來，也不斷有人被送走。9年間成功逃走的人只有7個，每逃走一個人，就換一個窩點；每逃走一個人，韓一亮就生出一絲希望，希望他趕快報警。

　　更多的逃跑者被抓回來毒打，那些身材粗壯的監管恐嚇：“以前又不是沒人打殘過，不差你一個！”每天的課訓也多了一項軟硬兼施的警告——逃跑是沒有用的。

　　在惶恐中度過了四年，韓一亮20歲了，身高和體重已長成可與監管抗衡。有一天，他在街上推銷，看他的監管遇到了熟人，聊得忘我，離他七八米。

　　他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他給自己鼓氣：“跑出去最好，跑不出去也就挨頓打。”然后趁監管不注意，拔腿就跑。

　　由于長期營養不良和缺乏運動，他的體能變得很差，有點虛胖。而那個監管一米八的肌肉塊頭，只追了幾十米就抓到他了。

　　他掙扎了幾下，很快被摁在地上。他向路人求救，“他不是好人！快幫我報警！”監管解釋：“這是我家親戚，腦子有點不太正常，現在犯病了，要趕緊把他帶回家。”

　　那一刻他很絕望，很害怕。他被送回住處，那是一層有點像工廠的平房，有四個房間，地處偏僻，周邊沒有鄰居。

　　目睹多次毒打場面，這一次他成了被圍觀的主角。在院子里，他被扔到地上，兩個監管拿著一米長、搟面杖粗的木棍，邊打邊威脅：“再跑！信不信把你們打殘了去要飯！”

　　打了十幾分鐘，終于結束了，他一瘸一拐走回宿舍，身上到處青腫，沒人給他敷藥，就靠自己痊愈。

　　之后一個多月里，兩個人看著他。其實他已喪失逃跑的意念了。被打時，他心里只有一個想法，再也不跑了，“被打怕了，不敢跑了。”

　　“坐牢”

　　韓一亮失聯近十年，家人沒有報過警。

　　2008年7月，韓君跟哥哥要了韓一亮的手機號碼，打過去，是一個男子接的，聽口音像北方人，“他問我是誰，我說我是一亮的叔叔，他就掛了”。他又打了幾次，打通了，沒人接，后來再打就成了空號，隔段時間打一次，始終是空號，就放棄了。

　　在南下廣州的火車上，韓一亮的手機就被偷了。他家沒有電話，誤入傳銷后，他曾用別人的手機打給叔叔家，但尾號幾個數字記不太清，試打了幾次都不對。

　　“頭一年覺得無所謂，十七八歲，也不小了，沒有太擔心。兩年沒回來，就覺得不對勁了，不可能不跟家里人聯系。”韓君說，“感覺這孩子出去打工，不回來，也不跟家里人聯系，挺丟人的，不想去管。”

　　母親剛開始天天念叨，讓韓福去找一亮，可是“一點線索也沒有”，上哪兒去找呢。韓福去派出所辦證件時，問了下警察，“警察問有沒有QQ ，什么叫QQ，我也不懂。”最終沒有立案。

　　如今回想起來，叔叔韓君很是懊悔，“總的來說我們家族對這個孩子關心不夠，一開始沒有努力去尋找，應該及時報警，線索比較好找一些 ”。

　　韓福經常看央視尋親節目《等著我》，曾想去報名尋人，但覺得過了這么多年，找到的幾率很小，又以為要收費，“心疼這點錢”，所以沒有給電視臺打電話。

　　第五年，韓福開始往壞處想了，猜測兒子可能發生了什么意外，或者被人禍害了，覺得“這小子可能沒了”。

　　失聯時間越長，韓福就越氣餒。但一到冬天還是很難受，想他或許正在某個地方受著凍，“真正冷的時候沒法待啊這孩子！”

　　韓福不知道，韓一亮在冬天也暖和的廣東沿海地帶。

　　具體位置韓一亮說不清楚，監管們從不在學員面前交談，只有一次聽到他們聊天提到，“這里離九龍不遠”。

　　韓一亮對廣東毫不熟悉，不知道九龍是什么地方。他只知道那一片有很多工廠，還有個水庫，街上的人們有說廣東話的，但說普通話的更多一些。

　　韓一亮所在的窩點有兩名小主管，負責平時上課培訓，大主管很少來，第一次來的時候，自我介紹叫“鄭志強”，40多歲，身高1.70-1.75米，微胖，平頭，圓臉，戴金絲眼鏡。

　　此外就是十幾名負責監管學員的打手，每半年換一些人，他們互不稱名字，都用“老幾”代替。

　　因打手有限，40多名學員輪流外出拉人頭，每天出去十幾個人，其余人留在宿舍上課或休息，每人每月大概能出去12天。

　　宿舍兩間房，20多人住一間，彼此不能交談，一說話就會被禁止。這個規定是從韓一亮進去一年后開始的，當時經常有人要跑，也有人偷偷商量過一起跑，被發現后就禁止所有人說話了，洗澡上廁所也有打手守在門口，而且廁所都沒有窗。

　　學員的性格普遍“比較老實”，但交流甚少，互相都不了解。韓一亮只跟兩個待了四五年的學員稍微熟一點，平日交流頂多是互相問問“今天賣得怎么樣”。

　　每次上街背個斜跨包，裝著50件商品，耳機賣二十，充電器賣三十，手機殼賣二三十，一天下來，韓一亮往往只賣出四五件，“一般路人都不理我”。他們要求每人每月賣200件，韓一亮基本不能達標。

　　賣得好的人伙食稍好，可以吃白飯，炒菜，和肉。韓一亮等七八個銷量不佳的人，一頓只能吃一個饅頭，配幾塊咸菜。

　　過年過節，伙食會稍微改善，上次春節，韓一亮記得吃了蒜苔炒蛋。大主管鄭志強過年時會出現，給在崗的打手發紅包、慰問幾句，就走了。

　　對銷售學員來說，賣東西是其次，最主要的業務還是拉人。其他人一般每年能拉4-8個，韓一亮每年只能拉一個。

　　“最好是拉不著人。”韓一亮不希望再有人上當受騙，但不拉人不行，如果他們看你拉人不用心，上課會點名教育，還不聽話，就用拳頭打。韓一亮因此被打過一次。

　　每拉進來一個人，韓一亮都很難受，“感覺自己是有罪的”。他清楚記得被他拉進來的9個人，他們在被調走前會待上一個月，每次見面韓一亮都抬不起頭，任由他們罵：“自己被騙了，還出去騙別人！”

　　說這些話的時候，韓一亮咬著嘴唇，低下了頭。碰到無法回答或不想回答的問題，他總會習慣性地低頭。他至今還會經常想到這9個人，“希望他們都逃出去了”。

　　讓他形容在里面的生活，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像坐牢一樣。” 韓福忍不住打斷：“比坐牢還差！牢房可以吃飽飯，可以看電視，可以講話。”

　　沒有手機，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沒有報紙，只有幾本娛樂雜志放在宿舍，半年才更換一次。

　　宿舍沒有時鐘，只有日歷，剛進去時數著日子過，后來就不數了，反正數不數，日子都過得一樣慢。

　　頭兩年他經常哭，一到晚上思念涌來，想家，想奶奶，躲在被子里哭。隨著時間流逝，哭的頻率從幾天一次到幾個月一次。“想家人也沒用，又出不去。時間長了，沒什么好想的。”

　　不外出時，他就在宿舍坐著，什么也不想，困了就睡覺，不困也閉著眼躺著，盡量讓自己睡著，“睡著之后時間會過得快一些”。

　　他變得越來越麻木，“渾渾噩噩，過一天是一天”。他沒想過還有機會出去，他以為要困在這里過一輩子了。

　　歸來

　　2017年8月底，一天下午五六點，韓一亮和看管他的打手從外面回來，遠遠看到出租屋被警察查封了。韓一亮期盼的警察終于來了。

　　但他第一反應是害怕，“怕自己也被抓，畢竟跟他們待了這么長時間”。打手掉頭就跑，他也跟著跑了，往另一個方向。

　　大概跑了七八分鐘，跑到一個沒人的拐角處，他停下來，確認沒人追上來后，他癱坐在地上，獨自欣喜、激動，然后開始大哭，足足哭了十幾分鐘。

　　“終于可以回家了，終于沒人控制了，終于自由了。”韓一亮說到當時的心情，眼眶再次紅了。

　　當天晚上他睡在馬路邊，夢到自己又被抓回去毒打。這個噩夢纏了他兩個月，直到回家，才沒再做過。

　　他身上沒錢，風餐露宿餓了三天，終于找到一份工作，是一家叫“信誠”的中介公司推介的。澎湃新聞在網上搜索這家中介，發現在深圳寶安區。

　　在中介的安排下，韓一亮坐上大巴，兩天后到達山東淄博，在一個小區當保安，工資兩千。干了兩個月后辭職，拿到3000多塊，立馬去了客運站。

　　16個小時的回家路上，韓一亮忍不住又哭了，既激動高興，也擔心害怕。“就怕我奶奶有什么意外，畢竟歲數大了。”

　　在傳銷組織里，他經常夢見奶奶，奶奶站在村口張望，不停呼喚：“一亮，趕緊回家吧……”夢到過父親哥哥在到處找自己，也夢到過自己回家了，家里人都在，“但他們看不見我，我叫他們，他們沒理我，好像我不存在一樣。”他擔心離家這么久，家里人已不認得他了。

　　村里修了路，家家戶戶都蓋了新房子，他轉了好幾圈，才找到自己家門。他走的時候還是土胚房，7年前，土坯房漏雨成了危房，韓一月也到了成家的年紀，“不蓋房娶不到老婆”。

　　韓福拿出家里全部積蓄，又向妹妹們借了幾萬，把房子蓋起來了。大姑幫韓一月介紹對象，好幾個都沒成。

　　韓興華說，每逢過年韓一月都要喝酒，喝醉了就開始念叨失蹤的弟弟，一邊喝一邊吐，“說很想他”。

　　有一次他喝醉酒，半夜闖入村民家，村民報了警，后以盜竊罪和搶劫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回家看到癱瘓在床的奶奶，韓一亮又哭了。出走前，奶奶的身體還挺好，現在患有腦梗塞、糖尿病等多種病，人已神志不清。

　　“哪兒也別去了，你就在家跟著奶奶吧。”“家在這兒呢，誰過來找你也不要走。”韓一亮回來后，奶奶反復說著這些話，“她以為我去找我媽了。”

　　韓一亮發現父親的變化也很大，不出去打牌了，性子更溫和了些，也老了很多，眉毛白了一半。

　　“這個傳銷太害人！”韓福恨恨地說，夾煙的手都在抖，“人有多少個十年！”他想讓媒體曝光，讓警察把這些“非法分子”全抓起來，不要再害人了。然后小聲問記者：“能讓這個傳銷組織給點補償嗎？”

　　韓福嘆了口氣，說兒子回家，他又高興又煩惱，“煩惱的是孩子這么大了，需要我操持”。

　　“別人家的孩子出去十年八年，開著車帶著老婆孩子回來，衣錦還鄉，那才是天大的喜事。”韓福語氣無奈，“他已經很難受了，我不能再責備他。”

　　在當地，兄弟必須分家，但韓福還欠著債沒還，已無力再蓋一棟房。“人家要的話，做過門女婿也可以。”

　　對于26歲、沒有手藝的韓一亮來說，找工作也是個問題，家人不放心再讓他一個人出去打工。2017年12月初，記者采訪他時，他的身份證沒辦好，哪兒也去不了，“就在家陪著奶奶。”

　　他每天待在家里，不怎么出門，晚上8點就睡覺。沒有什么想吃的東西，也沒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周圍的一切讓他感到陌生。他不太愿意說話，也不太愿意去回想以前的事情。

　　他與曾最要好的表弟韓興華通過一次電話。表弟已大學畢業三年，如今在邯鄲上班，工資五六千。

　　當時韓興華還不知道韓一亮經歷了什么，問他這些年過得怎么樣，他在電話里回答：“過得挺好的。”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