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患癌母砍死吸毒兒獲刑五年”：輕判之上能否更“輕”？|新京報快評

　　近日，一則“吸毒兒子常年家暴親人，66歲患癌母親揮刀殺子獲刑五年”的新聞，引發輿論關注。

　　據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的判決書來看，身為人子的梁某有多年吸毒史、2015年戒毒后就待業在家，無生活來源，經常家暴包括母親吳某秀在內的家人，陌生人只要不符合其心意，也會遭到恐嚇、毆打。2018年8月9日，梁某無故挑起事端，并刺激吳某秀稱要殺死親人，吳某秀激憤，將兒子砍殺。2018年12月28日，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案情，認定吳某秀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作為母親，不僅得不到孩子的報答，反而常年被家暴，甚至被親生兒子揚言要砍死自己及孫子孫女，吳某秀激憤之下反抗殺人——無論如何，發生在東莞的這起“母親殺子”事件都是一起人倫慘劇，讓人唏噓不已。

　　被害人梁某不僅沒有生活來源，還經常打罵母親、前妻、孩子，對其自身死亡結果的發生有重大過錯。所以說，這起案件實際上是一個“被害人變成致害人”的結果。

　　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實踐中一般將義憤殺人、長期受迫害殺人、受被害人請求殺人、大義滅親殺人以及親人溺斃嬰兒等行為歸于“情節較輕”范疇。

　　很顯然，吳某秀的殺子行為可以歸于“長期受迫害殺人”的情節較輕行為，當地法院考量本案的社會危害性，也確實做出了從輕判決的決定，符合法治精神。

　　饒是如此，我個人認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決仍有值得商榷的空間。

　　首先，正如被告人吳某秀所言，根據梁某一貫的做法，自己長期遭受家庭暴力，她有理由認為自己面臨被梁某打死的可能，故吳某秀激憤之下的殺人行為帶有潛在的“防衛”自己和“防衛”其他家人的性質。這也是該案判處吳某秀五年有期徒刑的理性基礎。

　　其次，吳某秀的行為，與那些圖財害命或者預謀殺人的惡性案件相比，其社會危害性也無法相提并論。

　　本案中，被害人梁某長期吸毒，生活來源完全由吳某秀負擔，梁某反而還經常無故辱罵、毆打家人。案發當天，梁某又無故挑起事端，并刺激要砍死吳某秀，進而導致吳某秀持菜刀連續砍擊致其死亡。

　　可以看出，由于長期遭受梁某的侮辱或毆打，吳某秀心中長期積累的憤懣情緒可想而知。案發當日，梁某又聲稱傷好后要把吳某秀等人殺死，基于梁某一貫的做法，吳某秀心中的恐懼和憤怒情緒一時間達到頂點，在這種情緒下實施的殺人行為是典型的激憤犯罪。

　　再次，吳某秀也有自首情節。

　　案發后，吳某秀明知他人報警，在現場等待，歸案后能如實供述其罪行，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自首的成立條件，可依法對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再加上，結合吳某秀身患癌癥、沒有犯罪前科且已獲得家屬諒解等情況來綜合考慮，我認為本案還是存在適用緩刑的可能性的。

　　當然，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適用緩刑的一個前提條件，是被告人必須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中故意殺人罪的法定最低刑就是三年有期徒刑，這也給特殊情形下的故意殺人案件留下了適用緩刑的空間。

　　回到這起弒子案，作為母親的吳某秀實施犯罪系事出有因，吳某秀的殺人行為系激憤犯罪，尤其是被害人存在重大過錯，足以認定其屬于故意殺人罪中的“情節較輕”。雖說我認為存在“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并實行緩刑”的空間，但這并非對現有判決的質疑——該案還是要當地法院的法官結合案情具體把握，讓法治、人倫和公眾的期待都能得到安放。

　　□哲剛（法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