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我們黨推動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這一理論的創新性，我們可以從理論范疇創新、理論板塊創新和方法論創新三個維度來把握。

　　理論范疇創新

　　范疇，是反映事物本質和普遍聯系、學科理論邏輯借以推演的基本術語。一種思想理論的創新性，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范疇創新來體現的。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化學是最好的例證，它的全部術語大約每二十年就徹底變換一次，幾乎很難找到一種有機化合物不是先后擁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稱的。”術語革命，可以說就是范疇創新。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新成果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確立了一系列新的范疇。從理論的形成過程看，一條依循范疇創新或術語革命的基本路徑清晰可見：提出原創范疇、集成范疇（既有范疇集合成一個新范疇）和展義范疇（拓展已有范疇的含義），并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借以進行邏輯推演，提出新觀點、新論斷、新理念、新思路，形成系統化新成果，構建起具有時代特點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新范疇包括：“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全面深化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等。這些基本范疇的確立及邏輯演進，形成新時代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理論板塊創新

　　任何創新性思想理論體系，都必須由若干新的理論板塊來構建，新理論板塊形成的關鍵是在新范疇基礎上推演形成的重要創新觀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也是由諸多新理論板塊構成的，其中起構建框架格局作用的是三大板塊，即全面深化改革理論、市場決定性作用理論和新常態經濟發展理論。

　　全面深化改革理論。全面深化改革這一重要范疇的理論內涵、實踐指向及基本思路，回答了“要不要改”“往哪兒改”“怎么改”等重大問題。這些思想成果，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得到集中體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是適應時代發展新要求的新的經濟社會變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強調的是系統設計、整體推進、各領域各環節協同聯動，是圍繞總目標“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其重點是具有“牽引作用”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化”，不再是某個或某些領域的突進，而是所有領域的全面深化，是按照新的目標要求對不適應新發展的各方面體制的全面深度沖擊。2019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對“全面深化改革”所提的要求是處理好頂層設計和分層對接的關系，搞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配套，注重各項改革協調推進，使各項改革相得益彰，發生“化學反應”。可以說，全面深化改革理論是我國改革理論的創新性成果，是新時代的改革邏輯和理論，推動很多領域實現了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把中國改革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市場決定作用理論。一是提出了市場作用的全新定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個定位是前后銜接、繼承發展的。”這個“全新的定位”，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市場作用理論的一次重大創新。二是推進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關系理論的發展。與以往表述對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新表述，除“基礎性”修改為“決定性”外，還有一個具有重要創新意義的變化是，自十四大后歷次大會報告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或“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前置限制詞，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在更大程度上”“從制度上”“更大程度更大范圍”等均不復出現。從理論上說，這大大深化了對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關系的認識。三是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確立了理論原點或中心點，即“緊緊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同時為其他主要領域的改革乃至總體改革的頂層設計提供了邏輯起點或參考點，進而推演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邏輯和大思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會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要使各方面體制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使各方面自身相關環節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新常態經濟發展理論。新常態，是習近平總書記從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出發對中國經濟發展狀態作出的新判斷，其主要表現是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趨勢看，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向著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成為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第一，新常態發展需要新理念引領。引領新常態經濟發展的，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確立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發展經驗的集中體現，反映我們黨對我國發展規律的新認識，在新常態經濟發展理論中居于統領地位。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的新常態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發展結構、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更有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第二，新常態經濟發展把著力點轉向供給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新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一轉變“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選擇，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必須確立的戰略思路。”第三，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后，在推動新常態經濟發展實踐過程中形成的更深層次的規律性認識和創新性觀點，包括“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新論斷，不但為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制定我國新的發展戰略提供了根本依據，而且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發展經濟學體系構建和拓展提供了根本理論前提。第四，“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高質量發展是我們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高質量發展”這一原創性新概念的提出，一方面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提供了“理論之軸”，另一方面為中國新發展經濟學的拓展創新提供了基礎范疇，以“新常態經濟發展理論”為具體形態的新發展經濟學因之轉型為“高質量發展經濟學”。

　　方法論創新

　　任何理論都有其自身邏輯，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理論更是如此。理論的力量表現為邏輯的力量。邏輯推演和表達靠一定方法實現，故而方法論就顯得非常重要。注重科學方法論運用創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構建的一個重要特征。

　　首先，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運用。我們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可以看出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在體系構建和重大理論觀點上的體現。譬如，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新發展理念的提出，是對辯證法的運用；新發展理念的實施，離不開辯證法的指導。”“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等。

　　其次，我們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還能看到諸如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等科學思維方法的創新性運用，但最個性化或最具獨創性的是“底線思維方法”和“短板思維方法”的運用。把這兩種思維方法理論化并前所未有地提升到治國理政的高度，作為一種宏觀分析方法加以應用，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思想理論的獨特風格。

　　關于底線思維方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底線思維方法的論述，涉及經濟、金融、軍事、外交、國家安全、黨的建設等諸多領域，與經濟相關的論述主要包括：“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深刻認識和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深刻認識和全面把握國際經濟形勢，堅持底線思維，切實做好工作。”“要堅持底線思維，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盡可能把各種可能的情況想全想透，把各項措施制定得周詳完善，確保安全、順暢、可靠、穩固”等。底線思維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已不僅是一種具體分析方法，而且是一種宏觀思維、戰略思維。底線就是風險線，風險在于超越底線，堅守底線才能防風險，才能避免在根本性問題上犯顛覆性錯誤；底線也是活動空間的界線，堅守底線的同時還要利用好底線，如此才有更廣闊的視野，才能掌控最大的活動空間，爭取到最多的機會，獲得最好的結果。所以，底線思維并非只退不進、只守不攻的被動思維，而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的積極思維。守住底線，不是被動死守不作為，而是為了更好作為。

　　關于短板思維方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短板思維，多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特別是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經濟社會整體發展的高度和視野論述的。代表性論述有：“要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協調發展，不能長的很長、短的很短。”“‘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關鍵在于補齊‘短板’，其中必須補好扶貧開發這塊‘短板’。”“要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等。可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短板思維是一種全局性思維、系統思維，同時是問題導向思維方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短板思維的論述給我們的啟發是，謀劃和推進改革發展，解決整體性、全局性問題，需要用廣闊視野發現短板，而發現短板是為了補短板，短板所在明確了，才能從“最短處”發力，力量用在關鍵處。補短板是“協調發展”的要求，也就是新發展理念的要求。短板是制約也是潛力，補短板是實現結構優化的機會。補齊短板，才能突破瓶頸，以重點突破帶動全局，大幅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充分挖掘發展潛力，增強改革動力和發展后勁。

　　總之，底線思維和短板思維，已成為謀劃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治國理政的重要思維方式。我們必須用好兩種思維方法，總攬全局找問題，著眼結構抓關鍵，明底線、補短板，努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作者：趙長茂 系原中央黨校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