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休息兩天夠嗎？很多上班的朋友也許會回答：不夠！好消息來了：冰島“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試驗“大獲成功”，雖然不知道三休什么時候到來，但這個試驗讓很多人看到了“四天工作制”的曙光。

　　7月4日，英國智庫Autonomy在其官網上發表了冰島“每周四天工作制”試驗的研究成果，稱其在當地獲得了“壓倒性成功”。該項試驗由冰島政府和首都雷克雅未克市議會組織，于2015年至2019年之間進行，超過2500名工人參與，約占冰島勞動人口的1%。結果表明，試行“四天工作制”非但沒有讓冰島工作者的工作量增加，反而讓大部分工作者的心態和健康狀況變好了。目前約有86%的冰島工人已通過談判，簽訂了縮短工作時長的勞動合同。

　　除了冰島，其他國家也引入了“四天工作制”的試驗，西班牙政府準備撥款5000萬歐元來支持即將進行的“四天工作制”試驗，試驗時間長達三年；新西蘭“聯合利華”的工作人員從2020年12月開始工作四天、休息三天，如果今年12月試驗結果滿意，“聯合利華”將在全球員工中推廣“四天工作制”。

　　然而，縮短工作時間的試驗仍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就像西班牙政府計劃投入5000萬歐元來做這個試驗，許多西班牙人認為這完全是用公款打水漂，西班牙的生產模式并不適合“四天工作制”；英國和美國也想“移植”冰島的“四天工作制”，但也都被潑了冷水。比起工作時間，人們更擔心的是就業率和工資。

　　美國槳板公司在2015年開始試驗“五小時工作制”模式，起初公司的利潤大幅上升，但兩年后44%的員工離開了；英國利物浦的營銷策劃公司Agent應BBC的邀請參加“六小時工作制”的試驗，雖然工作安排更加井井有條，但員工的壓力更大了；之后，德國咨詢機構Rheingans也引入了“五小時工作制”，與美國槳板公司一樣，他們發現更短的工作時間雖然加快了所有人的工作節奏，但也減少了交流溝通的時間，公司內的人際關系和團隊交流形同虛設。

　　冰島“四天工作制”試驗讓參與者健康和心態變好

　　西班牙和新西蘭也有計劃推廣此試驗

　　從2015年到2019年間，冰島一直在國內推行“四天工作制”試驗，意思是工作者用四天的時間完成五天的工作，但是工資不變。試驗覆蓋了冰島大約100個工作場所，包括幼兒園、醫院、學校和寫字樓等，一共有2500多名工作者參與試驗，人數約占冰島工作人口的1%。

　　四年間，2500名工作者的每周工作時間從40個小時減少到35至36小時，參與試驗的工作者表示，他們覺得壓力減少了，疲憊減少了，大家在工作中更積極快樂了。還有參與者表示，減少工作時間就意味著他們可以花更多時間去鍛煉和社交，這其實也會提升他們在工作中的表現。同時，還有人指出，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更加和諧了。

　　英國智庫Autonomy和冰島可持續民主協會7月4日公布的研究結果顯示，目前約有86%的冰島勞動者已通過談判簽訂了縮短工作時長的勞動合同。

　　冰島的“四天工作制”試驗是目前全球同類試驗中規模最大的，除了冰島以外，還有不少國家也引入了每周工作四天的試驗。據英國《衛報》今年3月報道，西班牙政府批準了一項為期三年的試點計劃，將在西班牙全國范圍內實行“四天工作日”制度，如果方案通過，政府將提供5000萬歐元來支持企業實施這項計劃：政府將在首年對企業作出全額成本補貼，翌年補貼一半成本，第三年則補貼大約三分之一的成本。

　　提出這項計劃的是西班牙左翼小黨“馬斯帕伊”，該政黨發言人伊尼戈·埃雷洪在推特上表示，西班牙的工作時長高于西歐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但生產力卻不是最高的國家之一，所以他堅持認為工作時間更長并不代表著生產力的提高。

　　疫情也是推動西班牙實行“四天工作日”制度的原因之一，許多西班牙企業在2020年疫情期間就開始實行“四天工作制”，比如位于馬德里的La Francachela餐廳，他們的老板在疫情期間必須邊工作邊帶孩子，這讓他意識到平衡工作與生活的重要性。于是餐廳通過增加排班，引入新技術提高利潤，如用Whatsapp等小程序接受訂單，這樣員工的工作時間雖然減少了，但薪水并不會變少，餐廳也不會有損失。該餐廳合伙人瑪麗亞·阿爾瓦雷斯在今年4月接受歐洲新聞電視臺采訪時說：“（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也是經濟的一部分，它們需要照顧，我們得學會把它們放在第一位。”阿爾巴·埃雷羅是該餐廳的一名服務員，她每周工作四天，剩下的三天她則用來學習怎樣成為一名教師。

　　全球消費品巨頭“聯合利華”在2020年12月也開始在新西蘭辦事處試行“四天工作制”，新西蘭的81名銷售人員都參與了該試驗，試驗將持續一年，直到今年12月。“聯合利華”將評估這一試驗的效果，并考慮是否進一步推廣。

　　新西蘭總理杰辛達·阿登在2020年5月接受《衛報》采訪時也強調了“四天工作制”的好處，他認為此舉能幫助新西蘭經濟從疫情中恢復，推動國內旅游業發展。

　　政策制定者“一廂情愿”推行“四天工作制”？

　　勞動者不關心工作時長，更在意工資

　　冰島試驗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所有國家都適用“四天工作制”，北歐經濟發達、地廣人稀，休息時間長，工資也不會低到哪里去，但有些國家的民眾并不支持這種工作模式，他們認為一周工作四天會讓人失業、工資下降或者生活更有壓力。

　　西班牙民眾對他們國家要實行“四天工作制”的政策就非常不滿。西班牙左翼小黨“馬斯帕伊”發言人伊尼戈·埃雷洪今年2月在推特上提到了“四天工作制”，有人直接在回復里發起投票，讓人們選擇是否支持每周工作32個小時，結果顯示有68.4%的人選擇了不支持。反對的原因很多，有網友直白地表示這是打算挪用政府公款來做一項根本沒有結果的研究，這條回復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也有說得比較委婉的，認為西班牙的生產模式可能并不適合“四天工作制”，貿然實行只會讓經濟受到打擊。

　　不得不說，在冰島縮短工作時長的試驗“大獲成功”的時候，許多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都“頭腦一熱”，希望自己的國家也可以像冰島一樣讓就業者更幸福、讓工作更美好，但本國人民卻比執政者更冷靜，紛紛對此美好愿望潑冷水。

　　英國工黨領導人凱爾·斯塔默7月28日在推特上表示，英國也應該減少工作時間，讓人們和家人有更多的相處時間，讓英國成為最適合工作的國家。部分人對此表示支持，說這是一項適合21世紀的政策，鼓勵工黨繼續發布這些利民政策，但部分人持反對態度，名為“Marc Allinson”的網友回復道：“你確實（讓我們）找到了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失業率上升，就業率下降，人們享樂的時間更多了，不幸的是他們沒有工資，只有微薄的補貼，工黨執政期間我們的失業率總是最高的。”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這項政策不切實際，叫斯塔默去看看老師、工廠工人和醫生護士的工作是怎樣的——他們一周不止工作六天，別提工作四天了。

　　同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日裔民主黨眾議員馬克·高野也提出了每周工作32小時的方案，網友們很顯然并不是很關心工作時長，更多的是關心他們的工資，他們提問高野“為什么我的工資變少了？”“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是提高最低工資可以幫助窮人嗎？”或者“超過32個小時有加班工資嗎，誰付給我？”

　　八小時工作制VS五小時工作制

　　“沒有休息的工作 讓每個人都像是在戰壕里打仗”

　　縮短工作時間的試驗不僅縮短了工作天數，還縮短了每天的工作時長。其實，與工作日和周末一樣，“八小時工作制”也是一個相對年輕的概念：1817年，現代人力資源管理之父羅伯特·歐文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并創造了“八小時勞動，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這句著名的口號；1914年，美國福特汽車公司鞏固落實了這項制度，“八小時工作制”提高了福特汽車工廠的生產力，引來各大公司爭相效仿，八小時工作制的理念這才被廣泛接受。

　　一個世紀前，福特汽車公司讓人們認識到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不如每天工作八小時，那么，更短的工作時間可以讓產出更多嗎？后來，新的嘗試又開始了。

　　美國槳板公司首席執行官斯蒂芬·阿爾斯托爾在2015年開始試驗“五小時工作制”模式——阿爾斯托爾將公司的上班時間改為從早上8點到下午1點，員工在這中間沒有休息時間，也沒有吃飯時間。實驗效果非常好，公司當年的收入增長了50%，但兩年后，公司員工大規模外流，有44%的員工離開了公司。2017年4月，阿爾斯托爾放棄了全年實行“五小時工作制”的計劃，將其改為每年夏天實行。

　　阿爾斯托爾在《快公司》雜志中寫下了自己進行“五小時工作制”試驗的心得，他認為“五小時工作制”確實需要進一步微調，但總體來說是成功的。據他回憶，“五小時工作制”給公司帶來了不少好處，其一是公司必須在五小時內完成工作，這要求公司全面采用最新的槳板制作技術，技術引進帶來的生產力提高讓員工的年薪從36000美元漲到了50000美元，這也是第二個好處，無疑從各方面提高了員工的積極性。

　　對于人才流失，阿爾斯托爾在一開始非常困惑不解，但后來他總結出了原因：“沒有休息的工作讓每個人都像是在戰壕里打仗，我們因此失去了公司文化。”

　　縮短工作時間的試驗結果喜憂參半

　　工作效率提高的背后是員工外流和壓力倍增

　　英國利物浦的營銷策劃公司Agent也發現了短時間工作制的弊端：2016年Agent被BBC邀請參與一檔電視節目，要求他們在公司內嘗試推行“每天工作六小時”的工作模式，試驗為期一個月，結果令人喜憂參半。

　　“一開始有很多好處，”Agent首席執行官保羅·可科倫說。“我們開始從時間的角度來分配任務，比如我們說‘需要15分鐘完成這個任務，30分鐘完成那個任務’，然后專注地以這種方式交付任務。我們的員工錯峰出行，避開了最擁堵的時段，因為他們早上9點來上班而不是8點半，而且他們下班很早，所以他們有時間去接孩子。”

　　但該方案的缺點也很快出現了，員工們開始過度關注如何將工作壓縮在越來越短的時間段內完成，可科倫說：“我們的想法是給人們更多的自由，但我們發現事情開始變成‘我們得在這段時間里搞定所有事情’，這讓員工倍感壓力。”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在六小時內完成工作，大部分人對提前下班非常滿意，但不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工作又讓他們壓力倍增。最后，Agent公司放棄了“六小時工作制”，采用所有人“兩天短時工作、三天長時工作”的模式。

　　德國咨詢機構Rheingans在2019年加入了“五小時工作制”試驗，公司首席執行官拉斯·萊茵根表示，當他第一次提出壓縮工作時間的想法時，員工們希望在辦公時禁用智能手機等分心物，盡量少用像Slack（一款企業協作軟件）這樣的“生產力殺手”。

　　萊茵根原本的目標是保持生產率不變，但給員工更多的休假時間。不過，盡管工作效率提高了，工作與生活的關系平衡了，但他面臨和美國槳板公司CEO阿爾斯托爾一樣的窘境——公司的團隊精神消失了，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也消失了，因為短時間的快節奏工作讓每個人都不再交流，公司內的人際關系和團隊交流形同虛設。

　　英國雷丁大學亨利商學院戰略人力資源管理副教授麗塔·豐廷哈認為，縮短工作時間的優勢很明顯——“它不僅對個人的職場生活質量有好處，也有利于提高團隊的整體業績”；但弊端也很明顯，她的研究著重強調了可科倫和萊茵根發現的短時間工作帶來的問題。

　　“雖然更短的工作時間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管理時間和提高注意力，但也可能會增加他們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的壓力。”麗塔說，“正如（我的）研究顯示的那樣，員工看重的是這種工作的靈活性，讓他們既可以在必要時多花時間在工作上，也可以提前完成工作下班。”

　　到底是“一刻千金”還是“事倍功半”？

　　靈活的工作時間更受歡迎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對固定的工作模式提出了挑戰，在各國經濟遭受嚴重打擊之時，新的工作制也許會為企業和社會帶來新的生機。

　　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2020年各國就業展望數據中，有兩組十分有趣的數據——墨西哥和韓國。OECD的統計結果顯示，墨西哥和韓國的就業人員年平均實際工作時長名列前茅，墨西哥在組織里排第二，就業人員一年平均工作2124個小時；韓國則排第四，一年要工作1908個小時。然而，兩個國家就業人員每小時的生產力天差地別，墨西哥排在倒數第二，韓國卻排在了第八，這不禁讓人們思考，工作時間到底是“一刻千金”更好還是“事倍功半”更好呢？

　　縮短工作時間的試驗結果一半好一半壞，雖然有部分公司的利潤得到了提高，員工對工作也更加積極，但不是所有公司都適合縮短工作時間。比如瑞典哥德堡市的黑谷老年療養院之前也進行了每天工作六小時的試驗，但縮短個人工作時間意味著療養院需要雇傭更多員工來增加換班的輪次，人力成本也大幅上升，所以工作時間的縮短反而讓公司的支出增加了。

　　有多項研究表明，大多數人的創造力在五個小時的聚精會神后會減弱，但并非所有工作都需要創造力，就像這家療養院，大部分工作人員并不需要太多的創造力，所以短時間工作制對他們來說不太適用。

　　其實，無論是增加工作時間還是減少工作時間，都要根據各公司的實際情況來采取相應措施，這恰好是疫情給人們帶來的啟示：靈活的工作時間可以改善生活。新冠疫情期間，冗長的通勤時間被遠程辦公替代，繁瑣的每周例會由辦公軟件列出重點，人們在家中更靈活地安排生活與工作，還有部分人回歸了久違的家庭生活，這都是靈活工作帶來的改變。

　　靈活工作成功的例子出現在澳大利亞——位于墨爾本的數字營銷公司Versa在2018年決定公司每周三、周六和周日休息，“迷你周”非常受歡迎，員工壓力更小了，而且這樣靈活的安排讓每個周四都變成了“周一”，員工的注意力和工作強度都得到了調整。2019年，Versa的利潤翻了三倍，整體收入增加了30%到40%。

　　Versa公司的成功案例在2019年4月被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報道，英國工黨影子內閣財政大臣約翰·麥克唐納對此做法表示贊同，他說：“我們應該為生活而工作，而不是為工作而活著。”（本版文/田夢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