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芬在武漢市江夏區中醫醫院（以下簡稱“中醫醫院”）做了3年行政工作，她沒想到，有一天能以這樣的方式參與救死扶傷——作為一名新冠肺炎康復者，她捐出的血漿有可能被用于救治新冠肺炎重癥患者。

　　2月5日，緊挨著中醫醫院發熱病區的辦公樓里，一場特殊的“救助”正在進行，8份血漿袋共2600毫升血漿被采集。捐獻300毫升血漿的吳芬從這一天起稱自己為抗擊新冠肺炎的特殊戰士，編號“XG0002”，這是她血漿袋的編號。

　　作為一名暈血者，30歲的吳芬曾有過兩次獻血失敗的經歷，但這次她成功了。一個分離機將她的血抽出來并分離，再把紅細胞等輸回體內。“完全靠意念，如果中途暈倒，我一定又要哭，會自責，恨自己無用。”和大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及治愈者一樣，吳芬的味覺與嗅覺還未完全恢復，但為了克服暈血反應，她在來之前逼自己吃了很多飯。也是從捐完血漿的那天起，吳芬臉上漸漸有了笑容。

　　截至目前，該院共有19名康復的醫務人員參與了捐獻血漿，共計捐獻6600毫升，經過生物安全、抗體滴度等檢測后，可用于臨床治療的血漿達3000毫升。

　　據新華社報道，目前武漢市已有20名康復新冠肺炎醫護人員捐獻血漿用于救治病人，12名重癥患者接受了血漿治療。

　　“沒想到她也來了。”捐血漿這天，吳芬看到不少熟悉的人，包括一位護士長，“她的癥狀在我們中間是最重的，連續高燒、情緒低迷，最嚴重的時候寫好了遺書”。

　　1月17日，吳芬一看到CT結果就哭了出來，中醫醫院27歲的護士袁黎也在這天拿到了自己的CT結果，肺部有陰影。這之后，醫院讓每名醫務人員都進行了CT檢查。“有的醫務人員雖然當時無癥狀，但肺部顯示有炎癥，之后逐漸都有了癥狀。”袁黎說。

　　該院醫生秦偉（化名）說，自己當時的片子顯示病情很嚴重，但癥狀較輕，到兩三天后開始加重，“后來才反應過來，集體檢查前的13日，我出現的畏寒、酸痛等就是癥狀”。

　　回憶感染源，袁黎懷疑是之前科室里接觸的一個病人，“他的CT顯示肺部大面積感染”。而吳芬還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感染上的，她是醫院的行政人員，她家中有3名醫務人員，“我家除了5歲的兒子，其他7個人全都感染了”。

　　“即使當時想做好防護，也沒有足夠的物資。”秦偉說，直到現在，該院的物資仍舊緊缺，“同事幾乎全員上陣，一整天不休息，還有部分人員已支援方艙醫院”。

　　“成了病患，更覺得醫護的辛苦與不容易。”袁黎眼看著醫院改為發熱門診，大量收治輕癥患者，自己和感染同事則住在同一層隔離病區。為了減輕同事的工作量，袁黎和同病房的感染同事學習霧化等醫療操作，為自己治療。而吳芬則學會了卷輸液管，自己換藥。

　　在近20天的住院治療后，說自己膽小、愛哭的吳芬始終惦念著兩位新冠肺炎重癥患者，“一位患者嚴重到一被碰到就咳得撕心裂肺、不能呼吸；一位患者心臟驟停，醫護人員連夜給她做心肺按壓”。

　　2月3日出院時，吳芬并沒有感到輕松，而是“難過又無力”，那是全國疫情發展相對嚴重的時候。

　　她企盼的“救人”機會很快就來了。2月4日，看到中醫醫院院長在微信群中分享了血漿捐獻倡議，她和袁黎“迅速報了名”。倡議中寫道，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的血漿可能含有抗體，輸入重癥患者血液中能挽救他們的生命。

　　袁黎說，群里康復的醫務人員大部分都報了名，但能夠參加捐獻的是身體狀況恢復良好、無基礎疾病的治愈者，她幾乎“想都沒想就報名了”。

　　實際上，在2月5日首批新冠肺炎治愈者捐獻血漿前，倡議者與捐獻者都沒有十足的把握。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此前接受采訪時也表示，在缺乏特效藥物和疫苗的前提下，恢復期血漿療法仍具價值，不過，臨床使用必須具備嚴格條件，種種風險需要警惕。此外，由于血漿較為稀缺，該療法僅限于部分危重病人，難以大規模應用。

　　向江夏區幾家醫院最早發起捐獻倡議的江夏區新冠肺炎防治專家組組長劉本德此前接受采訪時介紹，中醫醫院這19名新冠肺炎治愈醫務人員累計捐獻的6600毫升血漿，被送往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經過生物安全、抗體滴度等檢測后，發現可用于臨床的有3000毫升”。

　　據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官方微博消息，國藥集團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在2月14日舉辦的媒體通氣會上介紹，康復者血漿一般采集400毫升左右，平均1名康復者血漿可治療2~3名危重患者，從采集血漿到供臨床醫生使用需要7天。

　　食欲還未完全恢復的吳芬近日再次撥打了捐獻電話，她與治愈出院的丈夫將在2月19日一起捐獻血漿，那時她也將結束隔離，“要第一時間投入醫務工作，與同事并肩作戰，多救人”。秦偉也向醫院提出上崗要求，他心疼一些一線年輕同事一直沒休息，“從沒想過該不該上崗，這不是個問題，隔離好了就得上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