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時評】

　　近日，社交媒體上一篇題為《從職場消失的中年女性》的文章引發輿論熱議。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48歲的服裝企業高級跟單經理，公司受疫情影響破產后發現自己很難再找到穩定的工作。從話題跟帖和相關新聞集納中看，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很多后育兒期的媽媽身上，當孩子逐漸長大，她們想重返職場的時候，卻發現職場的大門已經提高年齡門檻，或是無法對接她們彈性化的工作時間要求。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人到中年，意味著掙脫了最初的懵懂與青澀，大多數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形成了一定的職業積累，上有老下有小，沒有人可以依靠，卻要承擔起整個家庭的責任。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中年意味著經驗、積累和資源優勢。但在崇尚年輕、變化和效率的消費社會中，人到中年既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和負擔，也意味著落伍和被替代的危險。

　　在面臨相似的職場壓力和中年危機的情況下，男女兩性也會面對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會壓力。人到中年的“大叔”也許要接納自己的普通、平凡、日復一日的工作和家庭責任，但卻大多能夠保留一定的職業位置和收入；而人到中年的女性在用她們“有形”（公共領域）和“無形”（私人領域）的雙重勞動，編織起千千萬萬個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同時，卻面臨著職場和社會的雙重邊緣化。她們不僅容易在職場中受到貶低和排斥，社會文化對“中年婦女”和“大媽”有時也并不友善。

　　勞動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個體的具體勞動機會則受到更大的經濟環境和勞動力市場供需等宏觀因素的影響。在歷史和現實中，女性、上了年紀和家庭負擔重的邊緣群體，往往最先受到勞動力市場調整的沖擊。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便是那些具備一定人力資本和就業意愿的中年女性，也很容易被貼上歧視性的年齡和性別標簽，被排斥在正規勞動力就業市場之外。

　　但事實上，大多數“40+”的女性已經從繁重的育兒勞動中解脫出來。除了一定的工作經驗和資源積累之外，這個年齡階段的女性大多在經營家庭的過程中培養起洞察他人情感和需求的重要能力，她們在人際溝通、關系維持和工作可靠性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個年齡階段的后育兒期女性也正處于以日韓為代表的“M型就業模式”中對職場的回歸階段。

　　但可惜的是，中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似乎仍然沒有做好吸納這些中年女性的準備。特別是全球疫情的持續擴散對當下勞動力市場的吸納能力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互聯網平臺經濟的集中效應和去人格化趨勢，替代了熟人社會具體可見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結，讓那些年輕、更有吸引力的形象和聲音成為商業量販模式的典型。由于缺少社會公共力量的分擔，這些中年女性也無法像她們的那些男同事一樣丟下附著在女性社會角色之上的家庭照料責任，全身心地投入到當下的工作競爭模式之中。

　　關注中年女性的就業和社會角色不僅是出于公平和正義的考量，更是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反思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在習慣了整體性經濟上升趨勢之后，我們有沒有做好結構化調整的準備？在崇尚激烈競爭、贏者通吃的市場文化之外，我們有沒有做好經濟發展形態多樣化和構建社會安全保障機制的準備？在消費主義浪潮不斷追逐更快、更新和更年輕的趨勢背后，我們有沒有做好人口整體壽命延長、中老年勞動人口比例越來越高的準備？在互聯網平臺經濟和“996”加班文化看似席卷社會各領域的同時，我們有沒有做好重新回歸現實生活和采取彈性化工作時間的準備？關注那些正在職場中消失的中年女性，或許能夠幫助我們從另一個維度重新構建更加安全、更具韌性的社會生活。

　　（作者：李潔，系中華女子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