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樓儔 耕織圖

　　宋朝較以往更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在“重農”的同時也不“抑商”，這為發展鄉村旅游提供了寬松環境。宋朝鄉村旅游業的繁榮，為經濟發展和國家稅收做出了貢獻。

　　近500位詩人留下了田園詩，總數超過4000首

　　宋朝大批具備文人和官員雙重身份的旅游者走進鄉村，體驗鄉村生活，成為一道新景觀，這從他們創作的大量田園詩中就能看出來。據統計，有近500位宋朝詩人留下了田園詩，總數超過4000首，其中：范成大140首，楊萬里75首，蘇轍36首……這些數字大大高于前代類似作品，宋代以前田園詩被認為寫得最好且詩作較多的是陶淵明和王維，他們留下的田園詩都只有30首。

　　宋代鄉村旅游者中還有一個特殊人群，就是應試的士人，在只能用腳一步一步完成長途旅行的情況下，有人索性把漫長枯燥的旅途變成了一路上的“鄉村游”。條件好的學子出行時還會帶上一個或幾個仆人，或者幾個學子結伴而行，這其實也是一個龐大的旅游群體。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來京城應試的“貢舉人集闕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動起的“鄉村游”幾乎成常態化，可以想見，他們也帶動了鄉村旅游的繁盛。

　　農民辛苦勞作，農閑時也希望得到放松，他們既是鄉村旅游的組織者，也是鄉村旅游的參與者。蘇軾在《和子由蠶市》一詩中寫道：“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游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使農民也具備了旅游的興趣與渴望。

　　鄉村旅游因地制宜：觀賞農事、賞花、“斗草”、放風箏

　　旅游者走進鄉村，自然要觀賞農事。詩人范成大在鄉間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腳步細心觀看。理學家朱熹來到鄉間，看到稻谷已經成熟，寫下了“禾黍誰言不陽艷，晚炊流詠有余香”的詩句。在宋朝詩人的筆下，幾乎所有農事活動都被寫入詩中，有的還“去鋤南山豆，歸灌東園瓜”，親自體驗農業勞動。

　　春天，鄉村百花盛開，“往來車馬游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像蘇軾那樣的“花癡”，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一些鄉民看到種植花卉能帶來商機，就有意識大量種植以吸引游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山花，五色錯列”。洛陽等地素以牡丹著稱，當地還組織起牡丹花會，賞花也賣花，歐陽修曾記載說，花會上“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說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種“姚黃”價格非常昂貴，種花、賣花甚至嫁接新品種成為一部分鄉民吸引旅客并實現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發展鄉村旅游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如洛陽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鄉村則開發出“游江”“蠶市”等活動。

　　在各地鄉村旅游中，還流行著許多人們喜聞樂見的游戲活動。宋時，一種叫“斗草”的游戲在廣大鄉村十分盛行，它分為“文斗”和“武斗”兩種，“文斗”是比關于花卉百草的知識，看誰懂得多；“武斗”是雙方各采摘具有一定韌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狀，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斷者為勝。在宋朝，“斗草”游戲深受成人和兒童的喜愛，范成大在《春日田園雜興》中寫道：“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斗草來。”

　　宋朝鄉村旅游中還有蕩秋千、放風箏、斗雞等流行的娛樂活動，其中蕩秋千是寒食、清明前后踏青郊外游的一項“保留活動”，被稱為“半仙之戲”。放風箏也非常盛行，“萬人同向青霄望，鼓笛聲中度彩球”。當時還流行一種玩法，清明節時人們將風箏放高放遠，之后將線割斷，讓風箏帶走一年的“霉氣”。

　　鄉村旅游繁榮了鄉村經濟，也為朝廷增加了稅收

　　鄉村旅游的興盛帶動了經濟發展，宋朝的旅店業等較以往有極大提升，與這股“鄉村旅游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宋朝之前，旅店業的主要經營者是官府，基本是為國家驛站系統配套服務的。宋朝以后，在鼓勵商業活動以及旅游業興盛的背景下，私營旅店業開始興旺發達，不僅大城市里旅店林立，而且廣大鄉村也到處開設了旅店，在宋人的詩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隨處可見，宋仁宗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顯示出鄉間旅店的巨大容納能力。

　　當時的旅店業經營已較為成熟，不少旅店定價時已與旅游的淡季、旺季相掛鉤，每到旅游旺季或者科舉應試期間，“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臨安錢塘江潮是著名旅游景點，每到觀潮時，“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為貴戚內侍等雇賃作看位觀潮”，這期間“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那時觀潮的人多住在周邊鄉村，旅店費用較平時自然也翻番上漲。

　　鄉村旅游帶動的不僅是旅店業，一些人看到了鄉村旅游帶來的商機，于是投資修建私家園林供人游覽，類似于現在的公園，園主通過收取“茶湯錢”來獲利。徐大焯在《燼余錄》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后構屋盤門內，名泳水園。中有雙節堂、御容殿、御賜閣、迷香樓、九曲橋、十八曲水、八寶亭。又毀閭門內北倉為養植園，栽種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設數千本。游人給司閽錢二十文，任入游觀，婦稚不費分文。”在這個私人修建的“公園”里，不僅有亭臺樓閣和花卉，還有游泳池，大門口有被稱為“司閽”的收票員，每張門票20文，婦女和兒童不收門票。

　　發展鄉村旅游，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旅游業及相關的旅店業、飲食業、種植業、交通業等都從中受益，進一步繁榮了鄉村經濟，也為朝廷增加了稅收。蘇軾知杭州期間曾上《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奏折，講到杭州地區的“酒稅”每年就有20多萬貫，這僅是杭州一地飲食行業為稅收做的貢獻。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全國各地“草市”為朝廷增加的商業稅高達420多萬貫，約占當時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0%。宋朝被稱為“最富的王朝”，繁榮的鄉村旅游業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作者為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