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文化傳承有三個渠道：一是物質形態的文物；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三個是古籍——刻印在甲骨文、竹木簡、帛書、紙等材質上的典籍，記載了大量中華民族文化形態和發展歷史，是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和想象力、創造力的歷史見證。

　　古籍中有豐富的內容可服務當代。屠呦呦從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記載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獲得啟發，采用冷水榨汁再濃縮成藥的方式，成功提取青蒿素有效成分，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從不愿“露富”到打開心結

　　中國古籍浩如煙海，但由于朝代更迭、戰爭、自然災害等原因，留存至今的萬不存一。為摸清家底，中國2007年開始啟動古籍普查。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從制定標準開始，沒想到歷經漫長的磨合。剛開始，我們希望普查盡可能詳細地對古籍進行著錄，卻遭遇很多預料不到的問題。比如版本，一部書，有說是明版，有說是宋版，有說是明或清的仿宋版，莫衷一是。后來調整標準，讓著錄項目盡量簡潔，只留書名、著者、版本年代、冊數、存卷等必備項目，加快了普查進度。目前，全國已累計完成260萬條普查目錄，占古籍總量的80%以上。

　　剛做普查時，有的收藏單位不愿意讓外單位的人介入登記，不愿“露富”。我們專門解釋，整理出來的目錄和古籍還是歸屬自己，大家的疑慮逐步解除。

　　在古籍普查登記基礎上，目前，《中華古籍總目》國圖卷、天津卷、水文卷等編纂工作已陸續啟動。

　　比“五年規劃”還厚的文件

　　《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由國務院頒布，入選的版本基本與“國寶”無異。當時向國務院提交文件的時候，僅目錄就一厚本。國辦的同志說，沒見過這么發文件的，即便是國家“五年規劃”也沒這么厚，還有好多生僻字。

　　光發文件還不行，國務院的文件是“戶口本”，單部書有文化部頒發的“身份證”，才具備法律意義。目前，已公布5批名錄，12274部古籍入選，第六批正在評審，有的省還建立了省級名錄。

　　命名“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要國務院批準，彰顯了政府的作用。現已命名180家，同時公布古籍存藏書庫的建設標準，投入要求地方政府文化資金。由此帶動全國1000余家古籍收藏單位不同程度地改善庫房條件，超過2000萬冊件古籍得到保護。

　　2010年，原文化部命名1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組織開展國家圖書館藏“天祿琳瑯”清宮珍籍、山西省國家珍貴古籍、云南“納格拉洞藏經”、陜西圖書館《古今圖書集成》等大型古籍修復項目，累計修復古籍超過330余萬葉，帶動全國各級各類古籍存藏機構建立專業古籍修復室247個。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南京圖書館、云南省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8家“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獲得國家可移動文物修復資質。

　　國家圖書館古籍保護實驗室在古籍修復用紙、古籍文獻裝具、古籍庫房環境、脫酸等研究方面均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杜偉生被確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古籍中最“冷”的板凳，正一步步“熱”起來。

　　現代技術化身保護神

　　現代科技為古籍化身千百、服務社會提供了便捷條件，有效地保護與傳承珍貴古籍。截至目前，數字化的資源庫發布總量超過3.2萬部，國圖2/3的古籍善本實現在線發布，數量相當于8部《四庫全書》的規模。全國累計在線發布古籍資源已超過6.5萬部，古籍中的文化得到廣泛傳播。

　　上世紀90年代末策劃的“中華再造善本工程”，以“繼絕存真，傳本揚學”為宗旨，精選重要和珍貴的古籍版本影印出版。第一期出版了758種8974冊，二期583種4421冊，先后入藏國家圖書館、31家省級圖書館、100所高等院校以及國內外學術機構，贏得學界廣泛好評。它相當于“新善本”，讓前人的好東西多了個保護和傳承的渠道。

　　目前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已累計招收古籍保護專業碩士126人。復旦大學成功申辦古籍保護一級學科，并成功申請古籍保護博士學位點。復旦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建立了古籍保護研究院。

　　存世的中華文獻典籍，有數以百萬冊流存于海外，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存世孤本。2016年啟動建設的“海外中華古籍書目數據庫”，累計收錄包括美國、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1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信息72.6萬條。國家文物局委托的“海外中華珍貴古籍調查項目”，則收錄海外中華古籍宋元明近2萬部古籍書目信息，采集4000余幅古籍書影。我們開展海外藏《永樂大典》數字化回歸工作，現累計出版海外藏《永樂大典》57冊。2014年，北京大學斥資18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1億元）從日本大倉集古館購得“大倉文庫”古籍，共931種28143冊，其中文津閣《四庫全書》抽出本，被專家鑒定為存世孤本。2018年6月26日，國家圖書館接受日本細川家族永青文庫捐贈的36部4175冊漢籍。

　　古籍里的文字活了

　　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維系中華民族的根脈和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高度來認識古籍保護，會發現還有些難題待破解。

　　比如古籍保護在立法層面有缺失，相關的《文物保護法》《公共圖書館法》對古籍也不具備適用性，古籍保護在經費投入方面缺少有力保障。再如很多地方重申報、輕保護。申報完后保護的具體措施沒跟上，研究利用做得不夠。社會力量還沒有被充分調動起來、參與進來。

　　除了紙質古籍以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石刻文獻，像碑銘、摩崖、墓志等，在田野中遭受著大自然的酸雨、風化等侵蝕，如安徽天柱山三祖寺旁“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刻滿了自唐代以來1200余年間的摩崖石刻，據說有四五百塊，其中不乏王安石、李師中、蘇東坡、黃庭堅等名家大家的刻記。建議古籍保護中心搞一個專項，通過傳拓、拍照等方法，把它記載下來，列入古籍保護的范圍。

　　現在普遍重本體保護、輕挖掘整理，對古籍融入當代生活、造福民眾還沒有破題。古籍文獻中可供挖掘的內容十分豐富，現在的制造業、旅游業、文化事業甚至外交國防事務，都可以從典籍中尋根溯源，回到古籍尋找答案。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很多旅游點都是從典籍中挖掘出來的。例如西安永興坊，通過挖掘古籍文獻，將文獻記載中的各種陜西小吃匯聚一地，在占地不足1公頃的地方創造了商業奇跡，成為餐飲市場上的范例式旅游點。現在很多互聯網公司，包括阿里巴巴、抖音等，都看到了新形態下傳統文化的魅力，開始瞄準傳統文化領域。善于借助市場主體，將古籍導入市場，更加貼近人們的生產生活，才能傳承文化。

　　（作者系原文化部副部長、國家圖書館原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