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紅燈記》“李奶奶”扮演者高玉倩去世

　　臨終前囑咐兒子不要驚動別人

　　本報訊（記者    郭佳）十年磨一戲的年代，《紅燈記》映紅了人心也照亮了舞臺，這盞至今不滅的紅燈不僅是國家京劇院的傳家寶，更成為各個行當舞臺精益求精的范本。12月23日凌晨2點27分，92歲高齡的“李奶奶”高玉倩在京病逝，曾經在那個晦暗的年代照亮舞臺的群星又隕落了一顆，但“你姓陳、我姓李、你爹他姓張”，“鐵梅呀，你不要哭，莫悲傷，要挺得住，你要堅強”，“那時，軍閥混戰，天下大亂。后來，中國共產黨出世了，領導中國人民鬧革命……”等臺詞唱段依然鏗鏘……

　　2001年5月，北京人民劇場的舞臺上，袁世海、高玉倩、劉長瑜等《紅燈記》原班人馬聚首，創下四項吉尼斯紀錄：劇組合作時間最長，達38年；平均年齡最大，達71歲；登臺演出的演員年齡最大，袁世海86歲；劇組全體皆長壽，主演、導演均健在。六場精彩選段，臺上臺下群情激蕩堪比《茶館》1992年的謝幕演出。此后多年，高玉倩因身體原因絕少露面，但其跨越行當的傳奇卻被京劇界靈魂注視。

　　昨天，國家京劇院發布訃告稱，根據高玉倩生前的囑托，喪事一切從簡。

　　自述

　　“《紅燈記》要演砸了 往后臺上就沒飯了”

　　從花旦到老旦，現代京劇《紅燈記》改變了高玉倩的行當，更成了她人生的轉折，后來，她又出演了《平原作戰》中的張大娘，在“半路出家”的老旦行當一路走了下去。在接受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談戲說藝”口述實錄采訪時，高玉倩曾這樣回憶《紅燈記》帶給自己的改變。

　　“如果演砸了，我往后在臺上就沒飯了”

　　新中國成立后，我很早就加入了中國京劇院，一直演旦角，沒想到的是，現代京劇《紅燈記》改變了我的藝術人生。1964年劇院導演阿甲打來電話，讓我到他家有事要談。他給我一個劇本讓我回去看看，這個劇本正是《紅燈記》。我從頭到尾細讀，讀著讀著眼淚就下來了，覺得這真是一出情節感人催人奮進的好戲啊！但絕沒想到這戲里有我什么角色。第二天上班，我就找阿甲交還劇本并談了讀后感，他點了點頭，隨即說，你來演這劇中的李奶奶可以嗎？聽到這話我實在是太詫異了，我是唱旦角的，而李奶奶應該是老旦的活兒，這不跳行了嗎。阿甲說，我看你能演，而且肯定行。我說，如果演砸了，往后在臺上就沒飯了。他讓我不要考慮這些，回去再好好讀劇本體會人物準備投入排練。就這樣，我接受了扮演李奶奶的任務。

　　“背著團里人下私功真是很難的啊！”

　　我一遍一遍地細讀劇本，一次又一次被李玉和一家三代特別是李奶奶的革命情懷感動得唏噓不已。很快，我就真的入戲了，我開始琢磨起李奶奶這個人物該怎么演、怎樣才能演得像、演得好的具體方法及手段。

　　接了角色后，我先從李奶奶人物的形態與神態入手，上班下班的路上我就學著老太太走路的步態，平時的手勢、眼神也刻意模仿著老人的樣子，回到家，系上一條破圍裙在腰里，干什么都琢磨著按照老人的感覺去做——就這樣慢慢向人物靠攏，逐漸進入角色。然而，等待我去破解的還有更大的難題與挑戰，那就是嗓子。我本是唱旦角的從沒學過老旦，可李奶奶按行當屬老旦，唱念都得用大嗓，怎么辦？既然接受了這個角色，就只有另辟蹊徑，小嗓改大嗓，用心去揣摩、去練。這我都得背著京劇團里的人去下私功，為什么呢？你練著練著嗓子呲花了，再不就是唱半截兒沒音兒了這是常有的，讓人聽見多不好，真是很難啊！那會兒我整天就跟著了魔似的，結果愣是把大嗓給練出來了。不過也有個顧慮，心想這戲演完了興許小嗓也找不回來了，那我就離開京劇院當老師去得了。但沒想到的是，《紅燈記》一演就是那么多年，而我的藝術人生就和李奶奶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再也沒分開過。

　　“看樣片時整個樓就我一人坐那發抖”

　　后來《紅燈記》拍電影與原來阿甲排的演出本相比，做了很大的改動，由原來的三個小時壓縮成兩個小時，而且為了突出李玉和，把李奶奶的戲減去不少，光唱腔就刪去了兩段。對此，我沒意見全接受。我抱定的宗旨是，不論怎么改，只要輪到我的戲，比如“痛說革命家史”那場，我就要竭盡全力把戲做足、把人物演好，這總沒錯啊！然而，還是遇到些令我無所適從的為難事。

　　“文革”中我受到過沖擊，特別膽小，在八一廠拍電影的時候，我是處處小心謹慎唯恐出什么差錯。每天拍攝工作結束有專車接送大家回家，我不敢回家就住在廠里，為的是充分利用時間琢磨戲，也為第二天早起化妝時間充裕。后來，樣片出來一部分，大家都去看，我躲在化妝間里不敢去，怕演砸了吃罪不起，整個樓里就我一個人坐在那兒發抖。過了一會兒，他們回來了，一見到我就大聲說，老高啊，演吧！你就放開了演吧！這回行了啊！我這懸著的一顆心，吧嗒一下子就放下了。這種滋味啊，真是旁人難理會，唯有自身知！

　　整理/本報記者  郭佳

　　追憶

　　劉長瑜：高老師讓我獲益最多

　　劉長瑜是京劇樣板戲《紅燈記》中李鐵梅的飾演者，12月23日一上午她都無法平靜，在接到北京青年報記者的電話時依然哽咽，“聽到消息后，我立刻給高玉倩老師家中打去電話，但因她臨走前曾經囑咐兒子不要驚動別人，所以我沒能見到她最后一面。這些年，高老師一直心臟不好，血壓也高，但因為家中有多位親人都是醫生或從事醫學工作，對她的照顧科學且穩妥，所以高老師病情一直穩定。”

　　劉長瑜前段時間曾經聽說高老師精神不太好，總是睡覺，一直惦記著去探望，卻總是因為教學生等事情耽擱。“時不時想起高老師，我就很糾結，但總沒能騰出時間。她對我就像對孩子一樣，我進劇院時，高老師在當時的中國京劇院二團，她是一個全能的大藝術家，青衣、花旦都能演，那時我常看她的《得意緣》《小放牛》。高老師平時很低調，為人謙遜和藹，她曾經拜師梅蘭芳先生，無論青衣還是花旦戲的唱作都極其精彩。”

　　正是這樣一個在青衣和花旦行當頗有造詣的藝術家，卻在創排《紅燈記》時，被阿甲導演慧眼識珠，出演了李奶奶一角而紅遍大江南北。“從小嗓到大嗓，從花旦到老旦，對高老師來說挑戰太大了，可是她的完成度極高，不愧于一個擅長表演的大藝術家，很多地方甚至真正的老旦演員都未必能達到那樣的高度。但在動亂年代她也遭受迫害，后來《紅燈記》拍電影還是要請她出山，因為無人可替代。”

　　作為《紅燈記》劇組的小字輩，又恰與高玉倩本來的行當一樣，劉長瑜無疑是從高老師身上獲益最多的人。“我進《紅燈記》劇組比他們晚，他們從1963年下半年就開始排了，而我是1964年3月才進的組。整個排練演出期間，高老師不僅僅是教我，而是引領著我進入角色，在臺上我是追隨著她的眼神捕捉人物情緒的。直到前幾年，每次見到我她都會抱抱我，那些年我也已經退休了，她每次都會囑咐我走路要小心，別摔著，像對待孩子一樣地疼愛我。”

　　如今，《紅燈記》劇組的原班人馬又失一位藝術大家，當年人民劇場謝幕演出的火爆喧囂猶在耳畔，劉長瑜說：“那一次，袁先生、高老師我們最后一次同臺，雖然只演到了‘斗鳩山’，但卻一輩子難忘，如今錢浩樑身體也不好，更顯那次同臺的可貴。”

　　文/本報記者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