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駒過隙：愁人知夜長

　　——從“沒收過一針一線”到“猶抱琵琶半遮面”般收禮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當看到大門緊閉的那一刻，我才切實感覺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是真的斷送了。”侯新華承認，他過去很少自我反省，接受組織審查后的100多天，成了他自省與反思最多的時候，“生命中五十多年所經歷的各種事情像電影一樣在我腦海里不斷地回放。”

　　侯新華出生在怒江大峽谷一個偏遠的小山村，那里是傈僳族聚居區。村落坐落于陡峰半山腰上，“山高坡陡水流急”的環境讓他至今都很害怕，“總覺得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掉進江中喂魚”。所以，侯新華的第一個愿望就是長大后當一名司機。“畢竟司機不用那么辛苦地走路，只要開著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翻山越嶺、跋山涉水。”

　　盡管環境艱苦，但侯新華的童年依然是幸運的。當時，有很多響應國家號召的有志青年在他們那里成為支邊教師，他們奉獻出青春熱血和知識才華，讓像侯新華一樣的少數民族同胞通過知識改變了命運。

　　1980年，侯新華順利考上云南民族學院（現云南民族大學），成為一名讓人羨慕的大學生。1985年大學畢業后，他進入云南省民委工作。1992年，組織任命他為云南省民族中專學校副校長，這段時間也成為他事業成就感最大的時期。“從早上6點30分學生出早操，到晚上22點30分學生休息，我都和師生們一同忙碌，感覺就像個陀螺似的，從不知疲倦，當時最美妙的聲音就是起床號。”侯新華說，“當時我只想拼命工作，把學校管理好，沒收過一針一線，也從沒想過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1999年，侯新華36歲，這一年成了他人生的一個分水嶺，他被任命為怒江州副州長，成為一名廳級干部。當時的他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云南省傈僳族中第一個在省級機關成為正處級干部的、第一個進入廳級干部序列的——這讓他充滿了自信。當時，某上級領導找他談話提出兩點希望：一是在工作、生活中要把持住自己，二是保持低調，抵抗各種各樣的誘惑，不要辜負組織的希望。“當時覺得做到這些輕而易舉。現在想來，‘糖衣炮彈’腐蝕的就是這些不以為然。”他說。

　　事實證明，對于“糖衣炮彈”的進攻，侯新華并沒有做好準備。在擔任怒江州副州長期間，他收到了第一個紅包。“有一年過節，有個分管部門的同志送給我2000塊錢，當時我堅決拒絕了。他很尷尬地說：‘州長您這是在為難我啊，其他分管領導也都送了，如果您不收，別人知道了會說我送個過節祝福還一碗水端不平，以后如何工作？’”侯新華說，當晚這名同志遲遲不離開，最終侯新華也不想繼續尷尬下去，更不愿因回絕而影響同事感情失去支持，所以就收下了。

　　當時，侯新華一個月的工資才1300塊錢，2000元的紅包讓他心里很忐忑，糾結了很久。但之后，他發現事情沒有想象的那么嚴重，于是變得心安理得，欲望之門就此打開了。

　　隨著職務的升遷，送紅包的人員范圍大了，禮金數額也越來越大。他也曾想過讓對方拿回去，但因對方沒有提出請求，只是希望認識一下，他就“笑納”了。“這種交往方式，看似沒有求助，但實際上是放長線釣大魚，時間隔得長了，禮收得多了，之后再提要求就難以拒絕了。”

　　從最初當一名司機的夢想，到收下第一個紅包，侯新華經歷相對簡單。小時候雖然生活艱苦，但順利考入大學，沒受過大的挫折；之后歷經不同崗位，但沒在基層吃過苦；仕途平穩坦蕩，職位越升越高。這順利的一切，反而讓他瞻前顧后，患得患失，對于收禮受賄產生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心理。

　　“當初要拒絕就該拒絕到底，不應左右為難，正是這種扭捏害了我。”侯新華悔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