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最受益

　　適用稅率下調3個百分點，同時進一步擴大抵扣范圍，試行期末留抵退稅制度

　　4月1日上午9點，重慶市天友乳業股份有限公司乳品一廠財務部辦公室里，會計王利在電腦上順利為其銷售分公司開出13%新稅率的發票，而此前該品目的稅率為16%。“同樣的銷售收入，這張發票的增值稅額比之前減少了1153.49元。”王利說。

　　作為全產業鏈企業，天友乳業除乳制品加工經營外，同時下設牧業、銷售、物流公司及技術研發中心等。“這次增值稅改革，兩檔稅率的下調我們都享受，對企業的減負作用十分明顯。”公司財務副經理楊佑剛表示，以2018年的經營數據進行測算，企業全年將減少超過100萬元的增值稅。

　　與天友乳業公司一樣，4月1日開始，我國眾多行業開始感受到增值稅稅率下調帶來的減負效應，其中制造業企業感覺尤為明顯。

　　比亞迪集團稅務經理錢揚俊告訴記者，今年比亞迪集團預計將減免稅款5.5億元，其中增值稅實際繳納稅款（不包括留抵）預計減免2億元。

　　“這次的稅率下調，制造業是重點受益對象，在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型的關鍵時期給予了最直接有效的幫助。”對于此次增值稅改革，深圳市沙井新橋商會制造業委員會主任鐘家武感覺超出預期，“今年全國兩會前，深圳稅務部門來走訪時，我就代表制造業同行提出希望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期盼，沒想到稅率一次下調了3個百分點，這將為制造業擴大再生產和轉型升級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

　　近年來，在增值稅改革中，制造業一直是減稅規模最大、受益最為明顯的行業。在前期營改增試點過程中，隨著納入試點的行業范圍逐步擴大，制造業企業可抵扣進項稅不斷增加，享受了凈減稅的改革紅利。2018年5月1日，增值稅改革將制造業等行業適用稅率由17%降至16%，將交通運輸、建筑等行業適用稅率由11%降至10%。據稅務部門統計，此項措施2018年5—12月減稅2700億元，制造業減稅約945億元，占35%。

　　此次深化增值稅改革，也以制造業為減稅重點。在稅率方面，制造業適用稅率下調3個百分點，是下降幅度最大的行業之一。同時，改革進一步擴大抵扣范圍，將國內旅客運輸服務納入抵扣、不動產由分兩年抵扣改為一次性全額抵扣，制造業企業相關支出的總體規模較大，受益尤為明顯。不僅如此，此次改革還將試行期末留抵退稅制度，即對降低稅率水平后納稅人的增量留抵稅額按條件予以退還，從而有效增加企業現金流，根據統計數據，制造業期末留抵稅額占比最高，將是這項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當前，我國實體經濟困難較多，通過持續、較大幅度減輕制造業企業負擔，可以改善企業預期和經營效益。” 財政部副部長程麗華表示，減稅后，企業將擁有更多的資金用于設備更新、技術創新和升級改造，有利于增強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推動制造業邁向中高端，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此外，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制造業享受的減稅紅利，還將通過價格機制從產業鏈條層層傳遞，讓更多的行業受益。

　　一系列減稅措施，有效激發了制造業企業的活力，一些企業已經厲兵秣馬，準備在今年大干一場。

　　——加大研發投入，開拓國際市場。

　　在山東濰坊孚日集團家紡三公司成品車間，工人們嫻熟地將一批剛生產出來的毛巾打上標簽。負責車間生產計劃的郭海棟表示，這批毛巾已經是今年該公司出口日本市場的第四批訂單產品，“這個產品應用了一種新技術，我們稱之為無水上色，相比傳統印染工藝，可以節省大約70%的用水量，非常安全、環保。”

　　孚日集團已經連續20年保持國內家紡行業出口額第一。集團稅務主管朱傳昌告訴記者，目前公司每年開發新產品1000余款，創新底氣就來自于近年來國家一系列的減稅降費政策。

　　“今年企業預計減少增值稅及免抵稅額3800萬元，減少城建稅及附加480萬元，讓我們有更充足的資金投入技術創新和生產工藝革新。”朱傳昌說。

　　——更新技術設備，加快轉型升級。

　　山東雷帕得汽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車間里，一條來自德國的全自動生產線正在上線組裝，與目前以人工和半自動化設備為主的生產方式相比，這款全自動生產線效率可提升4—6倍。

　　“增值稅稅率下調后，預計可減少企業增值稅及相關附加稅費近500萬元，我們制定了新的發展規劃，年底前再引進一條全新生產線，加速推進企業的跨越升級。”企業負責人王金珂說。

　　——降低產品價格，提升市場競爭力。

　　浙江虹達特種橡膠制品有限公司是國內生產電池安全閥的企業。近年來，公司主營的電池安全閥銷售量已占全國市場的70%。

　　“增值稅稅率降了，產品的零售價就有了降低空間。”公司財務負責人王玉莉表示，以公司生產的HD—303產品為例，價格將從原來的1.47元/個減少到1.44元/個，由于公司生產的訂單需求有540萬個，單個規格產品總體價格將下降16.2萬元。“產品價格的下調，將進一步助力企業拓寬銷路，最終促進企業做大做強。”

　　“降低增值稅稅率，減輕了企業稅費負擔，增加了企業稅后利潤，為企業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更好生存發展提供了較好支撐，助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