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舉報、敲詐勒索商家牟利的“職業索賠”現象值得關注。9月3日，中國市場監管報社主辦，市場監管部門、中國消費者協會和企業代表共同參加的“職業索賠行為專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職業索賠”不僅嚴重困擾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影響營商環境，且“職業索賠人”濫用投訴舉報、信息公開、復議訴訟、監察投訴等權利，擠占了有限的行政資源和司法資源。據前述研討會披露的數據顯示，近年來，全國以“打假”、“維權”為名發起的“職業索賠”惡意投訴舉報每年超100萬件，“職業索賠”逐漸呈現出團伙化、專業化、規模化、程式化的特征和趨勢。

　　據一位與會的市場監管部門工作人員介紹，有“職業索賠人”因對市場監管部門處理結果不滿，在深圳針對同一問題累計提起13起行政復議、26起行政訴訟案件，導致160余位執法、司法人員為其服務，耗時575天。在杭州，有“職業索賠人”在一年內發起的職業投訴舉報竟多達4280起。

　　澎湃新聞注意到，針對上述現象，中央層面曾在3個月內兩次發布政策文件，明確要求對“職業索賠”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今年5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提出了“對惡意舉報非法牟利的行為，要依法嚴厲打擊”；8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切實保護平臺經濟參與者合法權益，打擊以“打假”為名的敲詐勒索行為。

　　“從凈化市場秩序的角度，針對電商的‘職業索賠’行為，幾乎沒有任何正面作用。”浙江省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監辦主任呂國威介紹說，“職業索賠”群體的“吃相”非常難看，已經從過去敲詐威脅商家發展到了威脅執法人員，“有職業索賠人一天發起了120多次行政復議，在辦公樓對面承包20多間出租房，采取到局長辦公室堵門、攔車等方式。”

　　阿里巴巴集團平臺治理部總裁助理肖水賢指出，職業索賠群體的組織性非常強，有組織、有策略、有教案，還有律師與公關團隊，自成一體。在公安機關打擊的一些案件中，一些大學生和中西部地區的村民都被裹挾參與，其特征主要表現在組織化、量級大、社會動員能力強、社會影響大等。

　　中國消費者協會投訴部主任張德志認為，“職業索賠”現象之所以存在甚至泛濫，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家對法律的理解上存在一些誤區，“一些‘職業索賠人’偽造證據對商家進行敲詐勒索，利用惡意投訴舉報為自己牟利，顯然偏離了立法本意和保護消費者的初衷，問題反而得不到解決。”

　　針對如何遏制“職業索賠”的問題，來自天津、浙江、河北、山西等地的基層市場監管工作人員認為應該從立法的層面，加強相關法律條文的修改，從源頭治理。

　　呂國威則建議，除了推動法律條款的修訂完善，也需要社會各界對 “職業索賠”行為有更加統一明確的認識，為政策“落地”提供更加具體的實施細則和創新性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