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五周殺人案”改判無罪：每一處瑕疵都是法治的傷痕

　　安徽渦陽“五周殺人案”洗冤，在十八大以來冤假錯案糾錯成司法改革重要動作的大背景下，確實屬于“常規動作”；跟聶樹斌案、呼格案等標志性案件相比，吸引的關注度也邊際遞減。饒是如此，冤案對于每個受害的個體，都是清晰而絕對的。

　　案發21年后，安徽渦陽“五周殺人案”迎來再審宣判。

　　4月11日，安徽省高院判決，原審被告人周繼坤、周家華、周在春、周正國、周在化無罪。此前，5人中2人被判處死緩，1人被判處無期徒刑，2人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到2018年1月，5名原審被告人皆已刑滿獲釋，其中被羈押最長時間者失去自由近21年。

　　毋庸置疑，這是一份眾望所歸的判決書。當刑訴的齒輪徐徐啟動，沉重的刑罰枷鎖加諸于人，數名當事人付出了人身自由多年被剝奪的慘痛代價，應有的家庭幸福亦不復存在。即便是可以根據《國家賠償法》申請賠償，這種莫大的人生苦痛，又豈是金錢所能完全彌補？

　　刑罰是最嚴厲的國家懲罰，正因為這種對人身自由的強制威力，才有極為嚴格的訴訟程序，特別是證據標準，在精準打擊犯罪活動的同時，也要防止司法公器被濫用，保護公眾的合法權益。

▲5人拿著無罪判決在安徽高院前合影。圖/新京報

　　令人遺憾的是，21年后的今天，回看這起牽涉多人的刑事案件，從偵查到公訴、庭審，從一審再到二審，在關系當事人是否有罪的關鍵環節上，屢屢偏離法治軌道，證據“瑕疵”更是隨處可見。

　　比如，言詞證據“當家做主”，缺少物證。在案發現場，公安機關沒有提取到血跡、指紋、足跡等與犯罪事實有關的痕跡物證，送檢衣服均未檢出人血，先后組織多次打撈及數次搜查，均未獲取與本案有關的物證等。

　　如果這些關鍵證據一概缺失，就不能證明原審被告人與案發現場之間存在直接聯系，根據新舊刑訴法，“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再比如，現有“言詞證據”的效力問題。除了當事人的“有罪供述”在重要情節上前后矛盾、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證，供述內容與鑒定意見等證據反映的情況不符外，更有證人證言多次反復、一被害人陳述前后不一且與其他證據相矛盾等“硬傷”，這些足以判定客觀真實性存在合理懷疑，依法不能作為定案根據。

　　而多名證人曾因偽證罪被捕，后不予起訴，更讓相關證言的證據效力大打折扣。

　　定罪量刑是要靠證據說話。即便是1996年修訂的刑訴法，也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

▲被改判無罪的周在春拿著判決書在安徽省高院門口痛哭。圖/新京報

　　只可惜，在該案中，證據“硬傷”之多，著實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為何辦案機關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不應忽視的是，在有關報道中，還披露了“死者父親喝藥自殺，一審判決結果逆轉”“5名被告人、18名證人自稱遭刑訊，當庭翻供”“三天三夜突審”等信息。

　　“五周殺人案”洗冤，在十八大以來冤假錯案糾錯成司法改革重要動作的大背景下，確實屬于“常規動作”；跟聶樹斌案、呼格案等標志性案件相比，吸引的關注度也邊際遞減。饒是如此，冤案對于每個受害的個體，都是清晰而絕對的。

　　所以，即便是20多年前鑄成的陳年舊案，其問題仍需被梳理，其教訓仍需被汲取。這也是近年來我國不斷強化法治規避“冤假錯案”的意義所在。

　　也鑒于此，再審無罪宣判之后，有關部門還應對此案進行復盤，抓住線索依法追責問責，并以此案比對當下的制度補缺進度與完善程度，進而在今后有力地避免此類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