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蘭望著母親的遺像喃喃自語，最終掩面哭泣。

　　二十出頭的李春蘭什么都不懂，東碰西碰，律師還是表哥幫她找的。朱中道接下這個案子后，第一時間邀請了老同學章一鵬共同代理。

　　1997年，章一鵬從公訴處處長任上退休，李錦蓮案的公訴機關正是他此前供職的吉安地區檢察院。

　　兩位老律師在村里調查了幾天，寫成書面意見，交給市里縣里幾個相關部門，希望能引起重視，查清此案。

　　1999年7月6日，吉安中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李錦蓮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00年5月23日，省高院二審駁回李錦蓮上訴，維持原判。

　　從上訴到二審，中間過了10個月，不過總算是有答復。而申訴沒有期限。李春蘭不知道，那會是如此漫長的一條路。

　　2000年8月初，李春蘭帶著小弟去北京申訴，住在地下招待所一個月，凡是她所知里有可能會管父親案子的地方，都去了。弟弟天天跟著她跑，跑到兩腳起泡，累了會鬧脾氣，李春蘭就哄他，歇一下，再繼續走。

　　有次距離目的地只有一站，她為了省一塊錢走路過去，但沒想到北京的一個站那么遠，她頂著烈日感覺走了很久很久，好像一直走不到頭。這樣的感覺，在后來的十多年里，時常會浮現于她疲憊不堪的心上。

　　二審之后，家里的積蓄和借來的錢基本花光了，她開始到南昌打工，方便探監和到省高院申訴。每攢一點錢就到北京申訴，這些年去了多少次已記不清了。大多時候得到的回應最多是讓她把材料放下，她心里也會好受一點，有的地方連材料都交不上去。

　　每次出門，她都會自帶蘿卜干，再買盒米飯或一個饅頭，一頓就解決了。沒錢住賓館時，她會在火車站過夜，或者在人多的大街上溜達。有一次，她在北京把錢花光了，沒錢買兩百塊的火車票，不得不逃票回家，提心吊膽十幾個小時，躲在廁所里。

　　因經常曠工，她換工很頻繁，最長的干了不到一年。有次她出門辦事，沒及時趕回來，老板當著別人的面罵她，罵得很難聽，她低著頭不吭聲，不作任何解釋，一回宿舍就哭了，好像長久積壓的委屈一下涌了出來。

　　李春蘭說自己從不跟人說申訴的事，包括親戚。她曾跟親戚借錢，沒借到，便再沒開過口。她向同學朋友幾百幾千地借，最少借過一百，至今欠了幾十萬沒還上，有時也會被催。

　　此外還要照顧年邁的奶奶、供小弟上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