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 　　董洪亮攝

常書鴻當年在敦煌的辦公室院子 　　董洪亮攝

敦煌莫高窟九層樓 　　董洪亮攝

　　初冬的敦煌，瑞雪紛飛。11月12日，在敦煌研究院一間會議室，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趙聲良1984年從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舍棄了家鄉云南兩所高校的邀請，只身赴敦煌工作。這一來，就是35年。“你是學中文的，就到《敦煌研究》編輯部吧。”當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長段文杰對趙聲良說。從《敦煌研究》編輯崗位起步，一步一步到敦煌研究院副院長，今年5月，趙聲良升任院長。35年前的翩翩青年，如今已是滿頭華發，言笑間滿臉皺紋。

　　千年莫高，人類敦煌。敦煌對于世人，是藝術殿堂，是精神高地，是心靈圣域。“我們的工作主要包括保護、研究、弘揚三個方面。”趙聲良說。

　　“保護好我們的國粹”，今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敦煌莫高窟視察時這樣要求。參觀莫高窟時，習近平總書記撫摸著堅固的石窟崖壁，問這是什么時候加固的，陪同在旁的趙聲良回答：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批準，國家撥款100萬元，專門用于莫高窟崖體加固。按照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提出的“有若無，實若虛，大智若愚”設計方針，歷時3年的加固工程取得很好的效果，至今石窟崖體仍安然無恙。

　　“習近平總書記指示我們要把敦煌做成文物保護的典范、敦煌學研究的高地。我們壓力很大。”趙聲良微笑著說。

　　在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為代表的幾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敦煌文物保護一直在扎實推進。今天我們能看到栩栩如生的雕塑、色澤鮮艷的壁畫，得益于他們付出的巨大心血。莫高窟人秉持開拓創新理念，與國內外機構積極合作，應用先進技術開展文物保護。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已經合作30多年，成為與其合作時間最長的文博機構。段文杰20世紀80年代與日本藝術家平山郁夫達成協議，每年從敦煌研究院選派2名研究人員到東京藝術大學學習進修，至今已培養50多人。

　　關于研究，趙聲良介紹：“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已經扭轉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被動局面。如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研究的重鎮與高地應該說在中國。我們中國學人在敦煌學研究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優勢在于守著寶庫，有全面、豐富的一手資料，尤其是實物資料。國內還有北京大學、浙江大學、蘭州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等敦煌學研究重地。敦煌研究院已多次舉辦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海內外學人共聚一堂，交流探討，共同提高，使敦煌學這一世界顯學更加深入人心。

　　在出版大量學術著作的同時，敦煌研究院還編寫了許多通俗讀物，向公眾介紹敦煌文化。比如《走近敦煌》《敦煌石窟》《燦爛佛宮》《敦煌石窟藝術簡史》《敦煌舊事》《敦煌詩解讀》等。趙聲良說，敦煌的展覽平均每個月都有一次，每次都是觀者如潮。在法國、臺灣、香港等地舉辦的展覽，都獲得了好評。敦煌研究院人員還走進國內外大學，向高校師生宣講敦煌文化。

　　說起敦煌工作、生活條件的改善，趙聲良回憶起1981年鄧小平視察敦煌莫高窟的情景。看完莫高窟，鄧小平主動要求看看大家的工作區域。低矮的平房、簡陋的桌椅，令人動容。鄧小平幽默地說，你們還生活在晚清民國時代。他當即指示隨行的王任重幫助解決敦煌辦公樓、宿舍樓的建筑經費。隨后，國家撥款數百萬元，讓這里的工作、生活條件大大改善。

　　2003年，趙聲良在日本成城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浙江、南京兩所著名高校力邀他去工作，但他還是堅定地回到了敦煌。“當時，在樊錦詩院長主持下，敦煌研究院的發展穩步推進，工作人員待遇有所提高，我看好這里的前景。”趙聲良回憶道。

　　由于長期兩地分居，趙聲良深感對家人有許多虧欠。他的孩子曾經見了面也不怎么跟他說話，直到大學畢業在成都工作，才慢慢與趙聲良交流溝通。說起這些，趙聲良很平靜：“敦煌研究院的諸多前輩都是堅守大漠，犧牲了孩子們的教育機會，以致多數孩子沒有讀過大學。”

　　現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員共有1500人左右，其中研究人員200多名。后勤、服務、管理人員也都在默默奉獻。

　　展望未來，趙聲良說，敦煌研究院正在制訂30年發展規劃。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印度等海外收藏的敦煌文物基本上已經以出版物或數字化形式公布。“我們正在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精神，爭取讓海外的敦煌文物珍品實現‘數字化回歸’。”

　　敦煌莫高窟前臨宕泉河，南西北三面呈環形，似懷抱，東面三危山高聳。晚餐后，記者走在宕泉河岸邊公路上，舉目遠眺，潔白的大雪讓莫高窟純凈晶瑩、透亮明媚，也讓人心境澄澈，如段文杰所言：一畫入眼中，萬事離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