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和很多孤獨癥患者的父母一樣，劉洪起一直在追趕時間。他已經追了14年，還是不能停下。

　　一群擁有相似經歷的父母，時常會討論大齡孤獨癥患者的命運。最新的一個故事是，一個15歲的天津孤獨癥孩子失蹤了整整兩周，最后在北京順義被找到。沒人清楚他如何跨越了100多公里，這個孩子每天去快餐店撿剩下的食物，被人發現時，他又瘦又臟，看見警察扭頭就跑。

　　離家出走的原因，是因為孩子反感母親對他的管理方式——這個要上班的單親媽媽選擇把孩子關在家里。

　　“隨著年齡的增長，很多孤獨癥患者的需求會變多，想法也會變得豐富，但社會和父母并不能滿足這些要求。”黃冬瑩說，很多父母選擇簡單粗暴地和孤獨癥患者相處，久而久之，那些患病的孩子情緒無法抒發，有人砸東西，有人逃跑，有人打家長，也有人自殘。

　　類似的故事在這個充斥著眼淚的圈子里一點兒也不罕見。?一個成年的孤獨癥患者，因為情緒激動經常傷人，家人無奈用鐵欄桿鎖住房間。家人在房間里只放了一張床墊，鐵門里開了一個窟窿，每日定時送飯。一到夜里，孩子精神控制不住了，就開始捶墻捶門。

　　黃冬瑩說，媒體報道了這家人好幾次，依舊沒有解決的辦法。這家人很窮，精神病院送不起，只能一天天這樣拖著。

　　每次聽到這樣的故事都會讓劉洪起嘆氣，可他能做的實在不多了，為了追趕孩子成長的時間，這個父親終于也變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模樣。

　　這個曾經講究公事公辦的人，為了多留孩子的課桌一年，他跑去特殊教育的學校求老師和領導，甚至像膏藥一樣緊緊貼在領導后面。

　　這已經是三胞胎第二次延期畢業了。支撐他一次又一次往返學校的理由，是他眼里那些笨拙的成長——三胞胎的親姐姐帶著公婆來家拜訪，提了幾串香蕉。落座后，老二到桌子前，掰開香蕉，所有人都以為他只是自己餓了想吃東西，可他把掰下來的香蕉遞給了兩位老人。

　　劉洪起發現，自己說了幾千遍的尊老愛幼，也許這個孩子真的聽進去了。老師告訴這個父親，學校里，老二也“很有服務意識”，課間會帶著所有比自己個頭矮的孩子去廁所，一個接一個地排隊。

　　一家人吃飯，個頭最壯實的老二會主動給哥哥和弟弟夾菜，老大被陌生人叫到名字也有了反應，有時，他會笑，還會撲進爸爸的懷里。

　　于有芝帶孩子買冰淇淋，他遞給老二一根，對方不接，給兩根，還是不接。她突然明白了，抽出三根，老二收下了冰棍，一溜兒就跑沒影了。

　　在黃冬瑩看來，想要解決劉洪起一家乃至大齡孤獨癥患者安置的問題，靠公益組織和個人并不現實，“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她曾和一批“同類人”共建了一個“大齡中心”，專門托養這群大齡孤獨癥患者。因為缺少足夠數量的專業老師引導，大齡孤獨癥患者情緒無法抒發，有人砸玻璃，有人打架，有人胳膊被劃破，也有人去了第一天鼻梁就被撞破了。

　　“大齡中心”最終草草收場，她把孩子領回了家，讓兒子天天練字打發時間。沒過幾天，這家“大齡中心”竟然又“活”過來了，還是那批父母辦的。她問對方，為啥啊。

　　“沒辦法啊。能擱家里嗎？”一個家長說。

　　幫助了數千名孤獨癥兒童接受康復訓練的她，在給兒子尋找出路這件事上和劉洪起沒有太大分別。在國外普遍適用的庇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和支撐安置三條出路，在國內還不多見。

　　從事孤獨癥兒童康復訓練16年的黃冬瑩坦承，國家近年來對低齡孤獨癥患者康復訓練的重視程度已經大大增加，但對變大變老的孤獨癥患者的去向，依舊缺乏關注。

　　黃冬瑩還是想問：?“那些大齡孤獨癥患者消失了么？”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了天津北閘口鎮鎮政府相關工作人員。對方表示，目前鎮政府對劉洪起一家在房屋、最低生活保障、心靈幫扶等方面都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幫助，他們也正試圖為這家人提供更多物質上的援助。

　　劉洪起說，不管怎樣，現在都還遠遠沒到放棄的時刻。就在前些日子，劉洪起打開大門，準備把住在隔壁的殘疾老人接上，一起下樓轉轉。他朝里屋喊著，讓兒子快一點出門。一扭頭，他傻眼了——老二，那個“咿呀哇呀”不停、脾氣最大最容易發火的少年，正攙扶著老人，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緩慢地下行。

　　兒子和老人都扭過頭看他，兩個人笑著，他哭了。?